內容簡介

塞勒尼等人試圖通過對蘇東原社會主義國家轉型的研究,構建一種「新古典社會學理論」。所有這一切可以啟示我們,我們應當將這些國家過去幾十年的社會主義實驗以及正在經歷的歷史性轉型,作為社會學的一個學術資源的寶庫。——孫立平(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塞勒尼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傑出和最具有原創力的社會學家之一。他是一個真正的人、一個真正的社會學家。——麥克·布洛維(美國社會學會前會長,加州伯克利大學教授)

所謂「新社會學」有兩層意思。一層意思是說:社會學本身的知識內容,必得吸取人文社會科學諸相關領域的知識,才能實現發展和創新;另一層意思是說:社會學這門學科,亦有能力跨入人文社會科學諸相關領域,成為其他學科基本建設的一個環節。

本文集收錄了作者伊萬·塞勒尼從20世紀60年代到21世紀頭10年寫就的文章,因而涵蓋了其在過去半個世紀以來的智識進展。這些文章涉及不同的主題,將它們聯系到一起的,是作者對社會不平等問題的關切。

文集的第一編主要是經驗性的,不僅勾勒了國家社會主義國家中社會不平等的程度,更重要的是,勾勒了這些不平等的來源;第二編是對作者在匈牙利所做經驗調查的理論反思;第三編既包括以經驗為基礎的研究,同時,伴隨着國家社會主義體制的沒落,作者也對社會體制的性質進行了概念上的反思。

本書大多數經驗數據都來自作者的祖國匈牙利。作為一名「民族志研究者」,作者覺得自己對在那里發生的事情理解得最為透徹。但是,作者並不將自己看作是一位地區問題專家。作者將來自匈牙利的資料看作是「個案研究」。作者的目的一直是試圖理解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以及各種後共產主義政體之間的系統性差異。

伊萬·塞勒尼(Ivan Szenlenyl)目前是耶魯大學的威廉·格雷厄姆·薩勒姆社會學教授和政治學教授,他同時也是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匈牙利科學院院士。他致力於對國家社會主義和後共產主義社會的社會經濟變遷進行研究,是這個領域當之無愧的開拓者和領軍者。他在不同歷史時段完成的「社會變遷三部曲」——《通往階級權力之路的知識分子》(1979)、《社會主義企業家》(1988)和《無須資本家打造資本主義》(1998,已由本社於2008年出版中譯本)為我們了解國家社會主義在東歐的變遷提供了一幅波瀾壯闊、跌宕起伏的畫卷。近年來,他重點追蹤中東歐國家的社會不平等和社會福利領域內的「二次轉型」,第一階段的研究結論已經在《排斥的類型》(2006)一書中得到了反映。
 

目錄

中文版序言
社會主義社會史大綱或者對自我批評的自我批評
第一編 國家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經濟體制
住房體系與社會結構
東歐的城市發展與區域管理
國家社會主義再分配經濟中的社會不平等——當代東歐社會主義社會中社會政策的悖論
國家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社會政策——東歐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市場再分配與社會不平等
被中斷的資產階級化——社會主義匈牙利家庭農業企業家的社會背景和生活史
第二編 新階級
新階級理論的三次浪潮
國家社會主義社會階級結構中的知識階層
知識分子與後共產主義社會中的支配
第三編 國家社會主義之後
社會主義為何失敗:邁向一種關於體制崩潰的理論——東歐社會主義國家解體的原因分析
東歐後共產主義轉型期間的精英循環或再生產:導言
譯後記
 

這本文集收錄了我從20世紀60年代到21世紀頭10年寫就的文章,因而涵蓋了我在過去半個世紀以來的智識進展。這些文章涉及不同的主題,將它們聯系到一起的,是我對社會不平等問題的關切。

文集的第一編主要是經驗性的,不僅勾勒了國家社會主義國家中社會不平等的程度,更重要的是,勾勒了這些不平等的來源。

第二編是對我在匈牙利所做經驗調查的理論反思。在這里,主要的問題是:在經驗上可觀察到的不平等的階級結構,有什麽樣的意義?

第三編既包括以經驗為基礎的研究,同時,伴隨著國家社會主義體制的沒落,我也對社會體制的性質進行了概念上的反思。這一編探索的,是後共產主義資本主義的多樣性。

大多數經驗數據都來自我的祖國匈牙利;作為一名「民族志研究者」,我覺得自己對在那里發生的事情理解得最為透徹。但是,我並不將自己看作是一位地區問題專家。我將來自匈牙利的資料看作是「個案研究」。我的目的一直是試圖理解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以及各種後共產主義政體之間的系統性差異。

在本序言的一開始,我將對自己關於國家社會主義的經驗研究做幾點評論。

《住房體系與社會結構》一文於1972年首次以英文發表,但是文章所使用的資料卻來自20世紀60年代幾個不同的問卷調查。

1966年,我開始了與捷爾吉·康納德(Gregory Konrad)幾乎長達十年的合作。康納德擁有法語和法國文學學位,卻不能(或不想)在中學里謀取一份教職(中學教員是擁有這一學位的人的典型歸宿)。他在布達佩斯郊區一個名叫「芝加哥」的貧民窟里做了一陣子社工[他寫了一部精彩的小說,叫《辦案員》(Case Worker),正是對那段歲月的一個半自傳體性質的描述]。1966年,他以社會學家的身份到匈牙利國家城市規划院工作,而我當時是布達佩斯城市規划所的一名兼職研究人員。1966年1月或2月的某一天,我們在這兩個機構舉辦的一次聯席會議上首次見面,其間討論了我們之間可能進行的合作。我們相見恨晚,會議結束之後,康納德邀請我加入他的機構開始一起從事研究。我們的第一個項目針對的是布達佩斯和三座省會城市里的新住宅區。1969年,我們的研究成果以一本專著的形式出版,書的標題是《新住宅區的社會學問題》(The Sociological Problems of New Housing Estates)。這部著作為我們將對住房社會學做出的貢獻打下了基礎。

在開始調查時,我們預計,這些住宅區的住戶主要是工人階級。雖然我們並不把自己看作是共產主義者,但很明顯的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政府將把質量較高的新住宅分配給工人,畢竟,社會主義國家被認為應該是工人的國家。十分出乎我們意料的是,我們的調查結果顯示並非如此。總體上說,受教育程度較高、收入較高、社會地位較高的人在這些新住宅區里的比例,要比他們在我們所調查的城市里的比例更高。為了確認我們完全控制了所有的人口統計變量,我們做了另一項調查。這一次,我們從佩奇(Pecs)和塞格德(Szeged)這兩座城市隨機抽取樣本。這項調查的結果為我們早先的發現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我還搜集了捷克斯洛伐克和波蘭的相關數據,結果都指向同樣的方向。以這些研究為基礎,我於1973年在匈牙利科學院獲得博士學位。在博士論文的基礎上,我又寫了一本書。但是在當時,沒有哪一家出版社可以將這本書以匈牙利文出版,於是,該書於1983年以《國家社會主義中的城市社會不平等》為名由牛津大學出版社以英文出版。

關於經典國家社會主義體制下的住房問題,《住房體系與社會結構》一文是我當時所能做出的最清晰的以經驗為基礎的理論陳述。約翰·雷克斯(John Rex)將韋伯提出的理論應用到對住房建設的分析上,這一點啟發了我。按照雷克斯的解讀,韋伯提出了一種關於各階層的理論,這一理論可以被應用於各種市場情境。因此,為什麽不將住房市場上各種強勢和弱勢的戰略性位置界定為「住房階級」呢?於是,我對住房經濟中的公共部門和私有部門做了區分。那些位於公共部門頂端的人收到的補貼最多,因此最為強勢;而那些位於私有部門底端的人則最為弱勢。我還試圖用這幅「住房階級」的圖景來反駁有關「職業階級」的描述;我發現住房體系往往導致社會特權的累積,那些在工作上春風得意的人往往在住房體系中也處於有利位置。我還提供了一組「動態分析」,引入了「住房流動性」的概念:我不滿足於討論靜態的圖景,我想要拍攝動態的「影片」,去追蹤住房體系中各種社會群體的運動。順便提一下,後來我才知道這恰恰與哈里森·懷特(Harrison White)的想法一致,他當時正在發展他的「空屋鏈」(vacancy chains)概念。我只是沒有他所掌握的數學知識,無法從數學上建構住房流動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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