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曼哈頓教了三十年書，好學校、差學校都待過。在漫長的教師生涯里，我諳熟了厭煩的滋味。周圍的事物索然無趣,如果你問那些學生︰究竟是什麼使他們感到厭煩？回答總是一個︰學習很愚蠢。內容他們早就知道，他們想干點兒實在的事，而不是總坐在那兒。他們還說，老師並不太清楚自己教的東西，很明顯，他們也不想去做更多的了解。孩子們是對的，老師跟學生一樣，也感到厭煩。
事實是，厭煩在學校老師中普遍存在。在老師的辦公桌前待過一陣子的人，都肯定會感到疲乏無力、牢騷滿腹、無精打采。若問他們為什麼會感到厭煩，老師似乎要歸罪于學生。面對粗魯的、只對分數感興趣的學生，怎麼可能不厭煩？何況，老師們也是這種十二年義務教育的產品，這個制度給學生的厭煩無以復加，教師作為體制內的人，受到的限制比學生更多。這一切究竟是誰之過？
對此我們都有責任，在這方面，我的祖父曾經指點過我。七歲時，有天下午，我對祖父抱怨說，我覺得煩。他當即扇了我腦勺一巴掌，說，再也不許當他的面說煩——我煩是我的錯，與旁人無關。使自己高興、學習，是我無可推卸的責任，不懂得這一點的人都是長不大的小孩子，離他們遠一點，因為他們不可信任。這一巴掌根治了我的厭煩。年復一年，在各個地方，我向一些了不起的學生傳授了這個真理。為此，我常常破壞規矩，歪曲法律，讓孩子們能夠打破厭煩，不被它捕獲。
“帝國”當然有所反擊，要知道,孩子氣的成年人常常把對立和忠誠攪在一起。病假之後回來，我發現所有準假的證據都被故意銷毀。我被解職，甚至教師執照也被吊銷，苦苦奮爭了九個月，最後，一位學校秘書終于出來作證，證明這是一場陰謀。其間，我的家庭所受的牽累和磨難恕不一一贅述。我于1991年離職時，有了更多的理由去懷疑學校︰它以漫長的學期、囚室風格的教室將學生和教師禁錮起來，如同一座虛擬的生產幼稚和無知的工廠。可是我實在不明白，為什麼事情非如此不可。如果我們想做，我們就能輕而易舉地拋棄老舊、愚蠢的體制，幫助孩子們受到教育，而非僅僅上學——這是我從自己的經驗里得出的體會，許許多多的老師也有此心得，但因為害怕報復而保持沉默。我們只要稍微變通，不那麼恪守時間、課本、考試的約束，而把孩子交給真正有能力的成年人，給每個學生他們所需要的自主權，讓他們時時能夠冒險，年輕人所具備的最好品質——好奇、冒險、堅韌、敏銳的洞察力，才能得到充分的鼓勵和發揚。
但是，我們沒有那樣做。我越問為什麼，像工程師一樣追究這個問題，我就越感到困惑。假如學校並不存在問題，假如學校理應如此公然違背常識、違背漫長的教育經驗，而不惜代價，一意孤行？小布什說︰“一個也不能落下。”這句話，也許偶然道出了真相？他或許是指，我們的學校要保證每一個孩子都不能長成大人？
我們真的需要學校嗎？不是指教育，而是指強制上學︰六節課一天，一周五天，一年九個月，十二年。這個死規矩是否真有必要？如果真有必要，原因何在？不要以閱讀、寫作、算術來搪塞，因為兩百萬家庭學校的學生(homeschooler)對這種老生常談早已置之不理。如果這還不算數，有一大批美國名人，從來沒有像我們的孩子這樣，受過十二年一貫制學校的修理，仍然出類拔萃，獨領風騷。喬治‧華盛頓、本杰明‧富蘭克林、托馬斯‧杰斐遜、亞伯拉罕‧林肯？沒錯，的確有人教過他們，可他們絕不是學校制度的產品，其中沒有一個人曾經中學畢業。在大部分美國史中，孩子一般不上中學，可是沒上過學的人成為海軍上將，如法拉格特；成為發明家，如愛迪生；成為工業巨擘，如卡內基和洛克菲勒；成為作家，如梅爾維爾、馬克‧吐溫、康拉德；甚至成為學者，如瑪格麗特‧米德。其實，稍早一些，年滿十三歲的人還被視為成人。阿里爾‧杜蘭特與其夫威爾共同撰寫了精彩的歷史巨著，多卷本的世界史。雖然她結婚時只有十五歲，可又有誰會認為她缺乏教養？不上學恐怕並不意味著沒教養。
在美國，我們被告知“成功”與“上學”同義，或至少有賴于後者。但是從歷史上看，並非如此，不論這成功是以知識、還是以金錢來度量。今天，世界各地都有人想方設法完成自我教育，而不進中學，這種中學常常等同于監獄。那麼，為什麼美國人總把教育與學校制度混為一談？公立學校的目的究竟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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