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yos和Πoris是古代希臘人理解人的自然的兩個出發點。人要活著，就必須生活在一個共同體中；在共同體中，人不僅能活下來，還需要能活得好；而在所有共同體中，城邦最重要，因為城邦規定的不是一時的好處，而是人整個生活的好壞；人只有在城邦這個政治共同體中才有可能成全人的天性。在這個意義上，人是政治的動物。然而，所有人天性上都想要知道，學習對他們來說是最快樂的事情；所以，人要活得好，不僅要過得好，還要看到這種好；人要知道他的生活是不是好的，為什麼是好的，要講出好的道理；于是，政治共同體對人的整個生活的規定，必然指向這種生活方式的根基和目的，要求理解包括人在內的整個自然秩序的本原。在這個意義上，人是講理的動物。自從古代希臘以來，人生活的基本共同體經歷了從“城邦”（Πoris）到“社會”（societas）與現代“國家”（stato）的不同形式；伴隨這種轉變，人理解和表達自身生活的理性也先後面對“自然”（ovais）、“上帝”（deus）與“我思”（cogito）的不同困難。然而，思想與社會，作為人的根本處境的雙重規定，始終是人的幸福生活不可逃避的問題。
不過，在希臘人看來，人的這種命運，並非所有人的命運。野蠻人，不僅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政治共同體，更重要的是，他們不能正確地說話，講不出他們生活的道理。政治和理性作為人的處境的雙重規定，通過特殊的政治生活與其道理之間的內在關聯和微妙張力，恰恰構成了西方傳統的根本動力，是西方的歷史命運。當西方的歷史命運成為現代性的傳統，這個共同體為自己生活講出的道路，逐漸要求越來越多的社會在它的道理面前衡是一他們生活的好壞。幻想包容越來越多的社會的思想，注定是越來越少的生活。在將越來越多的冬小麥變成尾隨者時，自身也成了尾隨者。西方的現代性傳統，在思想和社會上，面臨著摧毀自身傳統的危險。現代中國在思想和社會上的困境，正是現代性的根本問題。
對于中國人來說，現代性的處境意味著我們必須正視滲透在我們自己的思想與社會中的這一西方歷史命運。現代中國人的生活同時擔負著西方歷史命運的外來危險和自身歷史傳統的內在困難。一旦我們懼怕正視自己的命運帶來的不安，到別人的命運中去尋求安全，或者當我們躲進自己的歷史，回避我們的現在要面對的危險，听不見自己傳統令人困擾的問題，在我們手中，兩個傳統就同時荒廢了。社會敵視思想，思想藐視社會，好還是不好，成了我們活著無法面對的問題。如果我們不想尾隨西方的歷史命運，讓它成為我們的未來，我們就必須讓它成為我們造就自己歷史命運的傳統；如果我們不想窒息自身的歷史傳統，讓它只停留在我們的過去，我們就需要借助另一個傳統，思考我們自身的困難，面對我們現在的危機，從而造就中國人的歷史命運。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任何活的思想，都必定是在這個社會的生活中仍然活著的，仍然說話的傳統。《思想與社會》叢書的使命，就是召喚我們的兩個傳統，讓它們重新開口說話，用我們的話來說，面對我們說話，為我們說話。傳統是希臘的鬼魂，要靠活的血來喂養，才能說話。否則海倫的美也不過是沉默的幻影。而中國思想的任務，就是用我們的血氣，滋養我們的傳統，讓它們重新講出我們生活的道理。“始終惟一，時乃日新。”只有日新的傳統，才有止于至善的生活。《思想與社會》叢書，是正在形成的現代中國傳統的一部分，它要造就活的思想，和活著的中國人一起思考，為什麼中國人的生活是好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