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匯集了作者近幾年來撰寫的若干論文。上編主要談論關于國際政治及戰略的歷史認識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並且展示在現代國際體系史等領域作的某些論述。下編側重于從國家大戰略的視野出發,討論中國在重要戰略機遇期內應有的戰略方向和在當前面對的多項基本戰略問題。
時殷弘,1988年獲博士學位,1993年起擔任教授。現任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從事國際關系理論思想、國際關系史、當今國際政治和戰略研究。
近年的主要著作包括《新趨勢‧新格局‧新規範——20世紀回顧》、《國際政治——理論探究‧歷史概觀‧戰略思考》、《從拿破侖到越南戰爭——現代戰略十一講》、《現當代國際關系史(從16世紀末到20世紀末)》等。共發表個人專著11種,譯著8種,學術論文、國際政治評論和台灣問題評論300多篇。
目錄
上編
歷史研究的若干基本問題
關于國際關系的歷史理解
歷史理解的巨大潛能與局限
戰略史考察與大戰略理論
國際關系史料基本分類和主要類別史料例解
現代國際體系史的一大理解範式和根本主題
從歐洲體系到全球體系——現代世界進程的一個基本方面
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戰爭中的世界政治
美蘇冷戰史︰機理、特征和意義
自由主義與美國對外政策
美國國際權勢的基本狀況、新近變動及未來走向
美國對伊戰爭的戰後困難
下編
當今和未來世界政治的基本問題——步入21世紀之際的思考
國家大戰略理論與中國的大戰略實踐
風物長宜放眼量——論中國應有的外交哲學和世紀性大戰略
中國的變遷與中國外交戰略分析
中國對美外交和戰略十五年︰演化過程、基本經驗和尚存問題
中國崛起的條件︰從對外關系角度出發的討論
中國和平崛起的基本考驗和必要“平台”
關于當前中國對外經濟戰略的若干問題
中國人應有何種國際眼界和對外政策輿論
東亞區域多邊主義體制與中國對外政策
歷史研究的若干基本問題
關于國際關系的歷史理解
歷史理解的巨大潛能與局限
戰略史考察與大戰略理論
國際關系史料基本分類和主要類別史料例解
現代國際體系史的一大理解範式和根本主題
從歐洲體系到全球體系——現代世界進程的一個基本方面
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戰爭中的世界政治
美蘇冷戰史︰機理、特征和意義
自由主義與美國對外政策
美國國際權勢的基本狀況、新近變動及未來走向
美國對伊戰爭的戰後困難
下編
當今和未來世界政治的基本問題——步入21世紀之際的思考
國家大戰略理論與中國的大戰略實踐
風物長宜放眼量——論中國應有的外交哲學和世紀性大戰略
中國的變遷與中國外交戰略分析
中國對美外交和戰略十五年︰演化過程、基本經驗和尚存問題
中國崛起的條件︰從對外關系角度出發的討論
中國和平崛起的基本考驗和必要“平台”
關于當前中國對外經濟戰略的若干問題
中國人應有何種國際眼界和對外政策輿論
東亞區域多邊主義體制與中國對外政策
序
1968年底,在“文化大革命”的風潮中,我讀到初中二年級便下鄉插隊,在農村共經歷了八年多。在這段漫長的時間里,我僅僅依憑興趣和求知欲讀了很多書,包括當時有中譯本的眾多歐美批判現實主義小說,也包括馬克思、列寧和毛澤東的幾乎所有著作。《資本論》第一卷我讀過三遍,第二卷讀過兩遍,第三卷讀過一遍。通過這些書,我開始懂得一些社會的哲理,而且為他們書中講的“正義”、“革命”和科學態度所感染。此外還有黑格爾等人的哲學著作。與此同時,在這樣的環境中,我通過自學使自己的英文達到了一定的水平。
下鄉的這段經歷對我以後的政治思想影響很大。我們這一代人知道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是什麼樣子,又經歷了整個改革開放過程。這樣一種經歷與個人最基本的生活和命運緊密相連,感受自然就比較深切。下鄉使我們第一次接觸到一個真正的農民中國。相對于現在的年輕人,我們那一代人對社會有強烈的關注,同時在我們中間很少有人真正能被抽象的自由口號全身心地吸引,因為我們較多地看到中國的真實,體會到它們包含的許多特性。我們希望中國改革,但是不會去迷信一種純政治和純西化的答案。一方面,我們處在中國的快速變遷過程中,尤其是處在改革開放這個偉大的進步之中,因而我們可能永遠會懷抱進步的希望,而不會是一個徹底的“現實主義者”;另一方面,我們經歷過那麼多事情之後,不會非常羅曼蒂克,以致變成完全被抽象的自由所吸引的人。
1977年,“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不久,國家恢復高校普招入學考試,我進入了南京大學歷史系。在那里讀了一年半的本科後,按1979年特有的政策,提前報考本校美國外交史碩士研究生專業並被錄取。當時我選擇美國外交史這個專業,一是由于中國剛剛開始改革開放進程,外部世界對那時的中國人來說在智識意義上非常有吸引力,而美國是其中最有智識吸引力的。再加上當時我與周圍的同學相比英文比較好,而且南京大學在英美研究方面也比較好,所以我選擇了這個專業。不僅如此,我內心對于當代的、現實的問題更感興趣。我過去所做的關于美國外交史的研究都是屬于當代史部分的,特別是二戰以來的美國外交。我對比較早的歷史如現代早期歐洲的歷史產生興趣,是在碩士學業完成之後。
我1981年碩士畢業留校任教,其中1985起師從王繩祖教授,在職攻讀國際關系史博士研究生專業,1988年獲歷史學博士學位,1993年起任國際關系史教授。我在南京大學一共任教17年,那是我學術生涯中非常重要的部分。與現在我從事工作的北京相比,在南京有更多的時間去讀書,而且在南京大學獲得和閱讀我這一行的書籍有特殊的便利。這種環境很有利于精心做學問。19 98年,我離開南京大學,特批入伍進入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際關系學院,擔任國際關系教授和國際戰略研究中心主任。我從大致專注于國際關系史研究變為主要從事國際政治和戰略研究,實際上是個很自然的過程。國際關系史是個邊緣學科,離開歷史系的時候,我就學術能力來說既能作國際關系史研究,也能作國際關系理論和當前國際政治研究。我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際關系學院共任教三年,受益良多,成果良多,特別是撰寫了許多論著,總的來說自己對它們很滿意,同時作為主要學術帶頭人,與同事們一起申請成功了軍內的第一個國際關系博士點. 2001年8月我從軍隊轉業,進入現在任教的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那時至今發表的論著、譯著、論文和評論總量超過以往。
我從1981年碩士研究生畢業到1997年,其間絕大部分時間都是在作戰後美國外交史研究,發表的有關成果也很多,其中不少論題是國內甚或國外都沒有人做過的。從20世紀90年代末至今,更多的是做國際關系思想理論、國際政治現狀和國家對外戰略研究,其中許多是關于怎樣從大戰略角度對待中國自己的問題。如果說我二十余年來有什麼學術貢獻的話,我自認為有三方面︰一是我的研究形成了一種被接受的籠統的方法,還有一種被接受的思想風格;二是在若干重大問題上,我提出了某些可以說是關于中國對外關系問題的新的重要觀念;三是我寫了一批有學理價值的作品。
……
下鄉的這段經歷對我以後的政治思想影響很大。我們這一代人知道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是什麼樣子,又經歷了整個改革開放過程。這樣一種經歷與個人最基本的生活和命運緊密相連,感受自然就比較深切。下鄉使我們第一次接觸到一個真正的農民中國。相對于現在的年輕人,我們那一代人對社會有強烈的關注,同時在我們中間很少有人真正能被抽象的自由口號全身心地吸引,因為我們較多地看到中國的真實,體會到它們包含的許多特性。我們希望中國改革,但是不會去迷信一種純政治和純西化的答案。一方面,我們處在中國的快速變遷過程中,尤其是處在改革開放這個偉大的進步之中,因而我們可能永遠會懷抱進步的希望,而不會是一個徹底的“現實主義者”;另一方面,我們經歷過那麼多事情之後,不會非常羅曼蒂克,以致變成完全被抽象的自由所吸引的人。
1977年,“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不久,國家恢復高校普招入學考試,我進入了南京大學歷史系。在那里讀了一年半的本科後,按1979年特有的政策,提前報考本校美國外交史碩士研究生專業並被錄取。當時我選擇美國外交史這個專業,一是由于中國剛剛開始改革開放進程,外部世界對那時的中國人來說在智識意義上非常有吸引力,而美國是其中最有智識吸引力的。再加上當時我與周圍的同學相比英文比較好,而且南京大學在英美研究方面也比較好,所以我選擇了這個專業。不僅如此,我內心對于當代的、現實的問題更感興趣。我過去所做的關于美國外交史的研究都是屬于當代史部分的,特別是二戰以來的美國外交。我對比較早的歷史如現代早期歐洲的歷史產生興趣,是在碩士學業完成之後。
我1981年碩士畢業留校任教,其中1985起師從王繩祖教授,在職攻讀國際關系史博士研究生專業,1988年獲歷史學博士學位,1993年起任國際關系史教授。我在南京大學一共任教17年,那是我學術生涯中非常重要的部分。與現在我從事工作的北京相比,在南京有更多的時間去讀書,而且在南京大學獲得和閱讀我這一行的書籍有特殊的便利。這種環境很有利于精心做學問。19 98年,我離開南京大學,特批入伍進入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際關系學院,擔任國際關系教授和國際戰略研究中心主任。我從大致專注于國際關系史研究變為主要從事國際政治和戰略研究,實際上是個很自然的過程。國際關系史是個邊緣學科,離開歷史系的時候,我就學術能力來說既能作國際關系史研究,也能作國際關系理論和當前國際政治研究。我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際關系學院共任教三年,受益良多,成果良多,特別是撰寫了許多論著,總的來說自己對它們很滿意,同時作為主要學術帶頭人,與同事們一起申請成功了軍內的第一個國際關系博士點. 2001年8月我從軍隊轉業,進入現在任教的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那時至今發表的論著、譯著、論文和評論總量超過以往。
我從1981年碩士研究生畢業到1997年,其間絕大部分時間都是在作戰後美國外交史研究,發表的有關成果也很多,其中不少論題是國內甚或國外都沒有人做過的。從20世紀90年代末至今,更多的是做國際關系思想理論、國際政治現狀和國家對外戰略研究,其中許多是關于怎樣從大戰略角度對待中國自己的問題。如果說我二十余年來有什麼學術貢獻的話,我自認為有三方面︰一是我的研究形成了一種被接受的籠統的方法,還有一種被接受的思想風格;二是在若干重大問題上,我提出了某些可以說是關于中國對外關系問題的新的重要觀念;三是我寫了一批有學理價值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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