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擁有聰明但也是嚴酷的外表,而他的所有面部表情都顯示着一種狂熱。他簽署死刑令時眉頭都不動一下。他的座右銘是「目的證明手段合理」。在一切按計划進行之前,他從不停止工作。
以賽亞·伯林:《目的證明手段合理》(1921)
我早就知道會有這本書。以賽亞·伯林散見各處的討論蘇聯時期俄羅斯政治與文化的文章不但質、量俱佳,而且與眾不同。
1991年,在《扭曲的人性之材》成功出版之后,針對蘇聯與東歐共產主義體制的解體,我向伯林建議,正好借此時機將他討論蘇聯的文章結集出版。但他拒絕了,他說我所提到的那幾篇東西大多還不確定、沒有什麼特殊的價值,而且多少有些過時。當我重提此議,擺出值得出版的各種理由時,他給了我這樣的答復:
不好。我理解你說的一切都非常在理,即使那些東西要出版,但時機不好。(……)我認為在這個蘇聯剛剛解體的時刻,增加一些幸災樂禍的文字似乎不合時宜—這樣的東西已經出得太多了—以各種方式痛陳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以及蘇聯政府的缺陷,揭露近來政變與革命發生的根源等等。而且我認為那幾篇東西,如果它們有什麼價值的話(你知道,對此我一直表示懷疑),還是在十到十五年之后(或許那時我已經不在了),而且頂多作為(像我一樣的)親歷着對他們眼中的五十、六十、七十年代的有趣回顧出版會更好些。相信我,我是對的。
十多年之后,也就是在伯林逝世大約六年后,看來我們應該把那些疑慮拋在一邊了,尤其是前蘇聯並沒有像許多人(不包括伯林本人)草率預言的那樣迅速地轉向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相反,普遍看到的卻是大量蘇聯時期的思想意識已經重新復活了產生這種思想的政治體制。至於伯林對自己作品價值(尤其是長遠價值)的懷疑,憑良心說我通常不太當回事,他所謂「像我一樣的親歷者」這樣的話大大低估了他自己觀點的獨特性。
該計划在此特殊時刻得以付諸實現要感謝我的朋友斯特羅布·塔爾博特的好意,他計划將提到的這幾篇文章定為一個討論伯林對蘇聯研究之貢獻的研討班的研討內容,並由布魯金斯學會出版社出版。斯特羅布的前言很內行地將本書的內容置於伯林的全部作品中進行考察。
文章中除了后面標有「I.B.」(以賽亞·伯林的英文縮寫)以外的所有注釋都是編者加的。以下我對收入的各篇文章的背景作一些補充性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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