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調查自白︰怎樣做社會研究

社會發展與社會學（代序）
社會調查自白
社會調查自白
一、引子
二、社會調查概述
三、民族調查
四、農村調查
五、家庭調查
六、小城鎮調查
七、知識分子與智力資源調查
八、社會學的重建和發展
社會研究的意義
社會研究中的價值問題
社會研究能有用麼
從社會變遷到人口研究
中國社會學的成長
為社會學說幾句話
為社會學再說幾句話
建立面向中國實際的人民社會學——從三訪“江村”說起
民族社會學調查的嘗試
為什麼要開展民族學研究
深入進行民族調查
談社會學的建設問題
邁開社會學研究的新的一步
瑤山調查五十年
接受福岡亞洲文化類的講話
社會研究的方法
社會研究的程序
分析中華民族人種成分的方法和嘗試
社會研究的關鍵
倫市寄言
如何研究中國社會變遷
亦談社會調查
社區研究中社會學的一個趨勢
二十年來之中國社區研究
怎樣開展民族研究工作
農村調查的體會
怎樣去了解中國社會
談民族調查工作微型研究
談談我是怎樣搞調查的
怎樣進行社會學調查
再談怎樣進行社會學調查
怎樣找問題
談社會調查
民族調查工作不能脫離實際
從 “江村”到“溫州模式”
人的研究在中國——缺席的對話
關于學習風氣和田野工作
深入社會 深入生活
方法論與古代文明
社會研究個案的書前書後
寫在《汶上縣的私塾組織》的前面
《花籃瑤社會組織》編後記
《祿村農田》導言
《昆廠勞工》書後
《中國農村的經濟社會變革》序
《雲南三村》序
《雲南三村》英文版導言
編後語

听說北大新辦了一個教授俱樂部，這是一個新的組織，教授之間可以在此互相接觸，搞一個學術性的俱樂部，創一個新制度出來。我很贊成這個事情，也自願來參加這個聚會。現在思想上的交流，實在太少了。學術的發展，北大的風氣要提高一步，這個俱樂部可以發揮很好的作用。今天我講什麼好呢，就講講社會學吧。我是60多年前進人這個未名湖畔的燕京大學來學社會學的，隔了一個甲子，能和同志們一起講講社會學，我很高興，題目就叫《社會學與社會發展》。這個題目有兩種講法:一種是從社會學出發來講對于社會發展可以做出什麼貢獻，做些什麼事。今天我想反過來，講講《社會發展與社會學》，就是講社會學怎麼從社會發展中吸取養料來發展自己這個學科。我就講我自己，用自己做標本，看我是如何從社會發展里邊來構築我的學術工作，在當前的激烈的社會發展和變化中間，來發展我的思想。

從70年代末80年代初起，我們開始重建社會學。這是我第二次學術生命的開始。正逢公社制度結束，以家庭為單位的聯產承包責任制代替了集體主義的公社制度。當時我們中國的農村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需要走新的路子。這就是小平同志改革開放的開始。這是一個大轉變。小平同志出了個主意，要恢復社會學，在學校恢復社會學，要教師，要教材。當時我想，教師可以從全國各大學的文科教員里抽調出來加工。所以我們辦了幾個短期學習班，請了美國和香港地區的學者來講他們是如何搞社會學的；教材呢，就結合中國的實際自己來編。這是80年代重建社會學開始時的情況。

說起來，我們過去的社會學並沒有結合中國實際。我在燕京大學念了三年，才有一個外國教授Robert Park來講學，這是1933年。他說，社會學的資料在哪里呢，是在人的生活本身。每個人都在社會里邊生活，沒有一刻能離開它。他這一點提醒了我︰社會學不能只在書本里去找資料，那是第二手的材料，而是要同自然科學一樣，直接觀察自己的研究對象。他說你們要下到“人”里邊去。他還帶我們到天橋去，叫我們去看看和未名湖畔所見到的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這一下子改變了我們對人文科學的整個的看法。現在用小平同志的話講，叫聯系實際。你不能關了門，坐在屋里講，不行。要直接去看，直接去听，同人們接觸，同人們談話。所以Park帶我們到監獄里，到八大胡同去見見世面，讓我們不要僅僅局限在自己熟悉的世界里。他對社會學又提出了一個要求，要我們直接去看社會，也就是要學會人類學的實地調查方法，就是深入群眾的生活，去了解社會活動的真情，然後去分析它的道理，多問幾個為什麼，要我們多動腦筋。這同自然科學一樣，你要掌握很多數據，然後看出里邊的規律來。

從Park得到這一點啟發之後，我說我也要念點人類學。當時清華大學有社會學及人類學系，有個教人類學的俄國籍教授Shirokogorov，中國名字叫史祿國。1910年他從法國的大學里畢業，進入莫斯科的科學院，主要在西伯利亞從事通古斯人的研究。通古斯人居住在西伯利亞，那地方本來是我們中國的，後來給俄國吞並了。1917年，十月革命後，史祿國在海參崴的遠東大學教書，後來又來到中國教書。他在學術上有著很好的訓練，同時又有扎實的調查資料，寫了好幾本關于通古斯人的書。我找到他門上去，安心地跟著他在清華念了兩年體質人類學。我從清華畢業以後，于1936年到英國去學文化人類學。我的英國老師是Malinowski，他和史祿國一樣也主張實地調查。他說我們要進入不同民族的人的生活里邊去，同他們一同生活，同吃，同住，同勞動，才能真正理解他們的生活。在當時他是開了一個新的為學方向，新的風氣。在這一個風氣里建立了現代人類學，它的方法就是“field work”，我們叫做“田野工作”。

我在英國一直呆到1938年，根據我在江蘇本鄉農村里的實地調查寫出了論文才回國。當時正值抗戰，我經越南回到昆明。我就在雲南大學、西南聯大兩個學校教書。我們還在呈貢的魁星閣搞了一個調查研究所，主要的工作是下鄉調查。沿昆明湖跑一圈後寫了一本書，叫《雲南三村》。那是張之毅同志和我一起跑一起寫的。《雲南三村》是講內地農村的發展。從一個主要是農業的村子，叫祿村；到一個有簡單的手工業如造紙、竹子編織等的村子，叫易村；一直到市鎮附近的玉村。從一個完全是農業的，到有手工業的，一直到有商業的三種不同的村子，去看它們不同的地方。《雲南三村》後來翻成英文，叫Earthbound China。這是我們第一段的工作，一個開頭。那時還不是有意識地跟著社會發展在走，但是我們在理論上是把從農業到手工業到商業，作為一個不同的發展階段來進行比較研究。我們希望從實地調查中吸收養料來豐富我們的社會學。

解放之後我搞了一段民族工作，因為李維漢同志覺得我是研究人類學的，做少數民族研究工作正好對口，就把我從清華調出去，參加少數民族訪問團。這一段的經歷，我在最近的一篇文章《簡述我的民族研究經歷和思考》中已經做了回顧。後來，1952年搞院系調整，把社會學取消了。到1957年我被打成右派，編入另冊，僅僅保留了教授的職餃。從1957年開始到1980年，這一段20多年的時間，我是在另一個社會里邊生活，同普通人的社會幾乎隔絕。直到1980年，才得到改正，開始我的第二次學術生命。當時我下了個決心，說我大概還有10年時間，預備再干10年。我打了個比方，說我身邊只有10塊錢了，這10塊錢不能拿來零星地買花生米吃，而是要買一件我所喜歡的東西。買什麼東西，當時也沒有說出來。等到1990年我80歲的時候，朋友們來慶祝我的生日，讓我總結一下自己一生的想法，我說了四個字:志在富民。回想一下，我在我的第一本書《江村經濟》里邊就已經說過，中國的問題是一個饑餓的問題。因此我的一生，如果將來還有10年，那麼這10年就要用來想盡辦法把這個“饑餓”取消掉，可以說就是“志在富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