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們人類的很多行為方式是不可思議的，有時偶然想起，總會暗暗吃驚。
譬如，其中一件怪事，就是人人都在苦惱人生，但誰也不願意多談人生。稍稍多談幾句的，一是高中畢業生，動筆會寫“生活的風帆啊”之類的句子；二是街頭老大娘，開口會發“人這一輩子啊”之類的感嘆。兼有人生閱歷和思考水平的人，一般就不談人生了，這是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問題太淺？顯然不是。
因為這個問題太深？有這個因素，但人們歷來都有探求艱深的好奇，就連大得無法想象的宏觀世界和小得無法想象的微觀世界都成了熱鬧的研究對象，怎麼對人生問題的探求卻寥落至此？
我覺得，大多數智者躲避這個問題，是因為領悟到自己缺少談論的資格。再大的專家也不能說自己是人生領域的專家，一時的感悟又怎能保證適合今後、適合別人？一個人在事業上的成功遠不是人生上的成功，一個領導者可以在諸多方面訓斥下屬卻必須除開人生。
——越有教養越明白這些道理，因此就越少談論。
但是，誰都想听听。
身在人生而蒙昧于人生，蒙昧得無從談論，無從傾听，這實在是一種巨大的恐怖。能不能試著談起來呢？有人這樣做過，但結果總是讓人遺憾。大多是一些淺陋而造作的小故事，不知真有其事還是故意編造的，然後發幾句評述，吐一點感慨，好像一談人生，作者和讀者都必須一起返回到極幼稚的年歲；也有一些著名學者參與談論，像歐洲的那位培根，但不知怎麼一談人生就丟開了推理分析過程，只剩下了一堆武斷的感想和結論，讀起來倒也順暢，一到實際生活中卻難于印證，聯想到作者本人不甚美好的人品和經歷，這些談論的價值自然就不會很高。
我曾設想過，什麼樣的人談人生才合適。想來想去，應該是老人，不必非常成功，卻一生大節無虧，受人尊敬，而且很抱歉，更希望是來日無多的老人，已經產生了強烈的告別意識，因而又會對人生增添一種更超然的鳥瞰方位。但是，找啊找，等啊等，發現相繼謝世的老人們很少留下這方面的言論，他們的最後歲月往往過得很具體，全部沉溺在醫療的程序、後事的囑托、遺產的分割等等實際事務上，在病房雜亂的腳步聲中，老人渾濁的雙眼是否突然一亮，想講一些超越實際事務的話語？一定有過的，但身邊的子女和護理人員完全不會在意，只勸老人省一點精神，好好休息。老人的衰弱給了他們一種假象，以為一切肢體的衰弱必然伴隨著思維的衰弱。其實，老人在與死亡近距離對峙的時候很可能會有超常的思維進發，這種進發集中了他一生的熱量又提純為青藍色的煙霞，飄忽如縷、斷斷續續，卻極其珍貴，人們只在挽救著他衰弱的肢體而不知道還有更重要的挽救。多少父母臨終前對子女的最大抱怨，也許正是在一片哭聲、喊聲中沒有留出～點安靜讓他們把那些並不具體的人生話語說完。
也有少數臨終老人，因身份重要而會面對一群寧靜而恭敬的聆听者和記錄者。他們的遺言留于世間，大家都能讀到，但多數屬于對自己功過的總結和感嘆，對未竟事業的設想和安排，也有人生意蘊，卻不以人生為焦點。死亡對他們來說，只是一項事業的中斷；生命樂章在尾聲處的撼人魅力，並沒有以生命本身來演奏。
凡此種種，都是遺憾。
于是，冥冥中，大家都在期待著另一個老人。他不太重要，不必在臨終之時承擔太多的外界使命；他應該很智慧，有能力在生命的絕壁上居高臨下地來俯視眾生；他應該很了解世俗社會，可以使自己的最終評判產生廣泛的針對性；他，我硬著心腸說，臨終前最好不要有太多子女圍繞，使他有可能系統有序地說完自己想說的話，就像一個教師在課堂里一樣——那麼對了，這位老人最好是教師，即便在彌留之際也保留著表述能力，听講者，最好是他過去的學生……
這種期待，來自多重邏輯推衍，但他果然出現了，出現于遙遠的美國，出現後又立即消失。一切與我們的期待契合。
他叫莫里‧施瓦茨，社會學教授，職業和專業與我們的期待簡直天衣無縫。他已年邁，患了絕癥，受一家電視台的“夜線”節目采訪，被他十六年前的一位學生，當今的作家、記者米奇‧阿爾博姆偶爾看到，學生匆匆趕來看望即將離世的老師，而老師則宣布要給這位學生上最後一門課，每星期一次，時間是星期二。這樣的課程沒有一位學生會拒絕，于是，每星期二，這位學生坐飛機飛行七百英里，趕到病床前去上課。
這門課講授了十四個星期，最後一堂則是葬禮。老師謝世後，這位學生把听課筆記整理了一下交付出版，題目就叫《相約星期二》，這本書引起了全美國的轟動，連續四十四周名列美國圖書暢銷排行榜。
看來，像我一樣期待著的人實在不少，而且不分國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