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和諧的世界︰國際問題研究文萃

逆水行舟三十載（代序）
冷戰後的美國外交政策
中國應選擇什麼樣的外交哲學？——評《世界新秩序與新興大國的歷史抉擇》
也談美國新保守主義的外交思想及其對美國對華政策的影響
關于中國“入世”的政治思考
思想教育工作的他山之石
撲朔迷離看世界
丟掉幻想、自尊自強是對待中美關系的關鍵
關于我國政治學高等教育學科設置和劃分的幾點看法
鷹派崛起——美國翹起尾巴
“9‧11”如何改變了美國
“沉著應對”與“自廢武功”——就如何應對美國國家導彈防御計劃同時殷弘先生商榷
“藍軍”陰影下的布什對華政策
“人道干涉”神話與美國意識形態
保守主義的淵源及其在美國的演進
我國國際關系學科發展存在的若干問題
從“對日新思維”看中國的國民性和外交哲學
現實主義的持久生命力
美國霸權的正當性危機
美國大選與競選辯論
伊拉克的國際玩笑
我們為什麼不能接受中美關系“歷史最好”的說法？
中國究竟值不值得美國焦慮？
警惕西方列強以“人道干預”為名顛覆現行國際秩序
“美國世紀”真的玩兒完了嗎？

我生不逢時，高中沒畢業就趕上了“文化大革命”，學業被迫中斷，人被送往農本寸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荒廢了人生中最寶貴的8年青春，這8年本來是可以為造就一個科學家奠定基礎的。不過比起那麼多早我10年倒霉、一生都被運動所毀的才華橫溢的年輕人，我還算是幸運的，因為我只被耽誤了10年，一代人的瘋狂（反右、大躍進、“文革”）結束時我還不到30歲，還來得及重新開始。對于太多的不幸者而言，一生的悲劇已經鑄成，變革來得太晚了。

那是一個瘋狂的年代，愚民的年代。知識不僅毫無用處——知識的社會價值非但被人為地貶低到零點以下，而且還可能給人帶來麻煩——“知識越多越反動”。出身于知識分子家庭，我當然對那個年代知識分子不斷無端遭受迫害有切膚之痛。然而，一方面出于一種與生俱來的求知欲，一方面出于一種期盼中國不會永遠如此的模糊信念，我和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在最困難最黑暗的日子里仍然堅持自學，義無反顧地往“臭老九”的隊伍里擠。那時自學最大的困難在于書籍的缺乏，圖書館的書燒的燒、封的封，除了少數例外，絕大多數人文社科類書籍都是禁書。我們想方設法，跟當時龐大而又復雜的“內部發行”、“內部閱覽”系統玩起危險而又刺激的捉迷藏游戲，或買、或借，千方百計地把一切有可能搞到的書搞到手，饑不擇食地讀完一切可以搞到手的書籍。就這樣，當我的絕大多數同齡人都在被迫虛度時光時，我不甘听憑命運的安排，頑強抗爭，精讀了大量文史哲和政治、經濟類著作，並堅持自學外語，決不放棄自我教育、自我塑造的機會。

艱苦不懈的努力終于贏得了回報。1979年我以優異成績考取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首屆碩士研究生。我必須說我很感謝改革開放之初的靈活招生政策，它允許我以同等學力報考。這樣，盡管從未上過大學，憑借我在“文革”十年中自學的積累，我自覺在文科基礎學科方面的學識不輸“文革”中畢業的所謂“工農兵大學生”，甚至堪比“文革”前人學的“老大學生”，所以才敢跳過大學本科直接報考研究生，以追回那段失去的歲月。這就是我的履歷上有研究生學歷卻沒有大學本科學歷的原因，以致後來無論國內國外，每次為人學、求職、提升等目的填表時，都要費事解釋何以大學本科是空白。

那時的研究生，跟現在真有天壤之別。高考恢復後的頭兩年里，每年招收的研究生全國也不過區區數百人，不像現在動輒數以十萬計，連博士都是批量生產。物以稀為貴。當年的一個碩士研究生，比現在留洋的海歸博士都更稀罕、更金貴，走到哪里都引人注目。兩年之後畢業，留所工作，在美國研究室專攻美國經濟。再過兩年，被評為助理研究員（相當于高校講師），獲得了專業技術人員的中級職稱。那是“文革”結束後首次恢復職稱評定（上一次是1956年），所以相當隆重，全國高校及研究機構一體遵行。我當年拿到的“職稱證書”就是全國統一樣式的蓋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人事部”大印的綠皮護照式證件，有人戲稱為“全國糧票”，以區別于後來將職稱評定權下放分散到省／直轄市教委和教育部直屬高校後的“地方糧票”。正因為後來權力下放，那一次就成了“文革”後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全國統一職稱評定，而我的“國家”職稱證書也就成了有收藏價值的“絕版”。

那時的研究生稀罕，那時的教授也稀罕，還沒出現如今“教授多如狗、大師滿地走”的繁榮興旺局面。教授和研究生都稀罕，其他職稱自然也水漲船高，一個助理研究員或講師在當時還挺是個人物。當年，30剛出頭的時候，我就獲得了碩士學位（當時國內最高學位），評上了中級職稱，與我的同時代人相比（他們中的佼佼者也大多還在大學念本科），可以說是搶佔了先機，進入了快車道。記得那時參加一些全國性的學術會議，與會專家多為“文革”前參加工作四十出頭的人，學界在30 －45這個年齡段出現了專門人才的斷層，而我恰恰是這個年齡段里鳳毛麟角的漏網之魚，所以頗有些引人注目。尤其在一些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我是少數能用英語發言、直接與國外學者對話的中方學者，更帶了點“嶄露頭角”的意思；加上常在學術刊物和新聞媒體上發文，當時在美國經濟和國際經濟關系研究圈內還有了一點小小的知名度。一切跡象表明，如果我選擇留在國內發展，面前將是一條前程遠大的坦途。

可是我沒有。我毅然中斷了我那前景光明的學術生涯，選擇了去國外留學的艱難旅途。這還得從我打小的志向和我當時工作的性質說起。

我很小的時候，大概也就是剛上小學不久吧，就立志要當科學家。那時和後來很長時間里這件事在我看來是如此自然、如此理所當然，簡直就沒有想過還有別的生活道路。我以為所有的人都跟我一樣，都是想要成“家”的，不是科學家，至少也是個文學家、政治家之類。直到很晚，我才知道有許多人從小壓根就沒想過當什麼家，他們的志向很樸實，就是當個工人、技術員、售貨員、老師什麼的，或者是轉個城市戶口，也就心滿意足了。我可不。打小我就愛看科學家傳記和科學發明的故事，憧憬著有朝一日也能在科學史上寫下自己的一頁。甚至連殘酷的“文革”都未能粉碎我這份夢想，雖然學業的中斷和自學的困難迫使我放棄了成為一名真正（即自然）科學家的奢望（自然科學很難自學成才）而轉向社會“科學”但成“家”的念頭卻從未泯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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