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竹類圖志

研究竹類和種竹之利，亦大矣哉！關于竹類的經濟用途、觀賞價值和文化內涵，即使竹類專家，有“成竹在胸”，也是“罄竹難書”的。這些都已在李德銖所長序中有詳盡敘述，不必由我辭費。自秦代蒙恬用竹管制筆以後，漢代竹簡大興，遂為東漢蔡倫造紙，宋代畢界發明印刷術，為竹類資源利用大開了方便之門。然而我在七十年認識植物的過程中，未能窺竹類研究之門徑，不是別的，只是因為竹類睫葉大多相似，全株要從生態，以及竹鞭、竹籜，每節分枝和竹花、竹實等詳細調查才能解決，而竹花、竹實則是在路線調查“走馬觀花”的情況下，很難見到的。即使在大標本室里面，也很難找到一些完整的標本。缺乏親身實踐，所以自始至終，我都是一個這門學問的贊助者，而不是一個實踐者。要我來做《中國竹類圖志》序，實在是“強人所難”。不過，我作為一個熱心的贊助者，卻也l對竹類研究發生過一段“不解之緣”，或也值得“筆之于書”，以供研究竹類的後來人參考。所以只能以此代序，以應作者之請，也就不管其他了。

我生也晚，當耿以禮先生在國外發表中國竹子兩個新屬時，我正在西南聯合大學相當破爛的標本室里鑒定昆明標本，做吳韞珍老師的助教，那時就听到他和耿老在奧地利京城維也納H。von Handel－Mazzetti標本室內相遇的往事，大概在1934年吧？新中國成立後，組織上調我到中國科學院北京植物研究所做副所長。本想組織所內研究員集中力量先從《河北植物志》做起，逐步做《中國植物志》，然而條件不成熟。那時百事待舉，只好改弦易轍。先從全國植物科屬檢索表做起，大概用兩年時間，在胡先騙先生第一次赴哈佛大學做博士論文和一些專家的專科研究的基礎上通力合作，終于完成了全國植物科屬檢索表。到1954年又倡導在專科研究上結合實際，先從《中國主要植物圖說》——豆科和禾本科這兩個中國特大科、而且經濟用途廣的種做起，還有瞢類，采用“深入解剖麻雀”的方法以應急需，並在實踐中培養年輕研究干部。雖然舊中國遺留下來的最強項為植物分類學，其實也是“外強中干”，年輕人幾乎斷檔。後來，終于由汪發纘、唐進兩位先生為主，暫時停下蘭科、百合科的研究來承擔豆科的編寫。當時，以分類學為中心的植物研究所卻沒有一位“禾草學家agr。stologist”，怎麼辦？只有派剛從清華大學生物系畢業、我在清華時教過他分類學的湯彥承，到南京向耿以禮先生學習禾本科專科研究，並負責組織一批新手。這些新手大都是從植物所各工作站和華南植物研究所調來的年輕人，由他們組成了一個研究寫作班子，這就是後來寫成中國植物志第九卷、第十卷的基干力量。其中先後包括耿伯介、賈良智、湯彥承、陳守良（女）、郭本兆、劉亮和王守正。當然， 《中國主要植物圖說——禾本科》，也就是在耿以禮先生指導下的具體寫作班子完成的，該書于1959年正式出版。但是當時這部書還只是主要放在作牧草和縴維造紙的禾草上，還顧不上研究那些遠較疑難的竹類植物。盡管竹子的經濟價值更大，用途更廣。書中只寫到一些常見種和大量存在的普遍種。就這樣終于達到了“搶救”的目的。耿老辭世以後，竹類研究由他的兒子耿伯介繼承了下來，成為後來“竹類研究”的接班人。

“十年動亂”過去後， 《中國植物志》終于上馬了。然而，分工承擔許多中國專科的專家卻也相繼過世了，主編換到了俞德浚先生和我二人承擔。到1986年連俞先生也長逝了。這時植物志各卷冊已經陸續出版。主編者的目光也轉到了若干大的空白點上，乃由崔鴻賓副主編倡議，編輯委員討論通過，在編委會下相繼設立了三個專題研究組，即竹類研究組、水生植物研究組和瞢類研究組。後一個研究組是因為秦仁昌先生過世後、 “群龍無首”、為加強瞢類編研而設立的。竹類研究者特別支持耿伯介等編刊的《竹子研究匯刊》。此時，乃有陳守良、賈良智、王正平、朱政德、趙奇僧、薛紀如、溫太輝、易同培先生等參加，大力開展了各地竹類的調查研究，采制合乎規格的完整標本，以利鑒定。其後，耿伯介和賈良智先生也相繼過世了。但禾本科的研究，包括竹類研究終于在卷主編陳守良先生的關懷、編輯、審稿、定稿下，于1996年將中國植物區系中四個特大科中的禾本科最大的分冊率先完成出版。這就是1996年的《中國植物志》第九卷第一分冊的來由。在這一階段工作中，特別是深入調查采集工作中令人佩服、也使我感嘆不已的就是薛、易兩先生。易同培先生及其他率領的研究班子，遍歷了川、滇、藏的高山深谷，重點解決了對高山竹類研究的空白點；而薛先生及其弟子們則在滇、緬、泰、越邊境反復出入，為尋求熱帶、南亞熱帶的珍稀竹類，付出了大量汗水。他們的求真務實的科學態度和精神，尤其應該永載科學發展史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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