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在教學伊始明確告知學生我的偏見所在也非常重要,這樣做可以避免他們去做某些猜測。在整本書的寫作中,我同樣堅持這一原則,因為我認為自己的生活背景實際上形塑了我的觀察視野和解釋方式。我出生在堪薩斯市,是一名美國循道聯合教會牧師的兒子,祖先中有著長期從事牧師工作的傳統。20世紀60年代,在父母的教育下,我逐漸形成自己的政治意識;當我還是一名初中生時,他們就帶我參加威奇塔市一次爭取民權的大游行。盡管我會按照自己的方式重新闡釋教會的某些教義,並將其中某些細節留待未來做更深入的領悟,但我仍是一名參加宗教活動的塞督徒;正如《可蘭經》所告誡大家的,無論經歷什麼樣的變化,神都會無時無刻給我們所有人以啟示。我對世界宗教的比較研究、我在印度和中國台灣地區的一段生活,以及我在耶魯神學院攻讀藝術學碩士學位這段經歷,都進一步塑造了我的個人信仰。我的妻子瑪麗安是位穆斯林,我家會定期參加美國聯合衛理公會組織的活動,同時也會參加一些其他信仰傳統體系下的宗教活動。我們的婚禮在亞伯拉罕清真寺舉行,在這次跨宗教婚禮儀式開始之前,我向各位來賓宣布︰“我相信這個世界只有一個神,穆罕默德是神的信使。”一份伊斯坦布爾的報紙講述了我們這一婚禮故事,報道了我對雙重公民身份、基督徒和穆斯林的評論。從我的個人經歷和學術探討中我逐漸發現︰文化創新的機遇,往往源自重要歷史時期對相互對立文化的吸收和整合,每個人的個體生活和知識探索,都可以相互補充和豐富。人類當前的發展困境,需要不斷的文化創新和精神探索——就像約瑟夫‧坎貝爾(Joseph
Campell)的《千面英雄》(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為了人類利益,不斷超越傳統生活中的常規束縛,獲取新的洞見。有心的讀者會在本書的系統譏論中,探明所有這些正在不斷變動中的影響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