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質文化的碰撞：二十世紀「佛教與古代文學」論叢

序言
第一編
翻譯文學與佛典
佛教的翻譯文學
佛教東來對中國文學之影響
靈的文學與佛教
論佛典翻譯文學
佛教與中國正統文學
印度文學在中國
《佛所行贊》與佛傳文學
關於佛典翻譯文學的研究
禪家的語言
揣龠錄（節錄）
《滄浪詩話》以前之詩禪說
佛教境界說與藝術意境理論
「神授天書」與「不立文字」
——佛教與道教的語言傳統及其對中國古典詩歌的影響
中國僧伽之詩生活·緒論
佛典與中國古典散文
宋元時期非戲劇形態目連救母故事與寶卷的形成
漢唐佛教音樂述略
中國寶卷的淵源
中國寶卷的形成及其演變形態
《痴華（髟曼 man）》題記
中國文學中的維摩詰與觀世音
楚地帛書敦煌殘卷與佛教偽經中的伏羲女媧故事
從《經律異相》看佛經故事對中國民間故事的滲透
詩與禪隨筆
禪文獻與禪文學
論《涅槃經》對禪思禪詩的影響
第二編
四聲三問
玄佛並用與山水詩的興起
玄言詩與佛教
欲色異相與梁代宮體詩
梵唄、轉讀、伎樂供養與六朝歌詩聲律
《歸去來兮辭》與佛曲《歸去來》
——陶淵明《歸辭》思想及作意新探
中古七言詩體的發展與佛偈翻譯
慧遠的禪智論與東晉南北朝的審美虛靜說
《洛陽伽藍記》的文體特征與中古佛學
佛教八關齋與中古小說
佛教的頓悟和漸悟之爭與劉勰的「唯務折衷」
第三編
敦煌本《維摩詰經文殊師利問痴品演義》跋
校寫《五更轉》后記（節選）
唐代俗講考
唐代俗講軌范與其本之體裁
變文的出現
《（礻氏）園記圖）與變文
《維摩碎金》探索
關於《地獄變文》
《破魔變文》與釋典
……
第四編
后記

關於佛、道二教在中國歷史上的作用，陳寅恪先生曾作出這樣的判斷：「二千年來華夏民族所受儒家學說之影響，最深最巨者，實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關於學說想想之方面，或轉有不如佛道二教社。」（《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金明館叢稿二編》第251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這里所說的「思想學術」，取其廣義，應包括文學藝術。牟宗三論及歷史上的南北朝隋唐一段也曾指出，「就哲學言，佛教的啟發性最大，開發的新理境最多，所牽涉的層面也最廣」（《中國哲學十九講》第237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這個論斷也應適用於文學藝術。陳寅恪同時提到道教，這里暫且不論。佛教對於中國文學發揮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如今已經成為學術界的共識。這種影響體現在詩歌、散文、小說、戲曲和文學思想、文學批評等各個領域，而且貫穿在自東晉佛教普遍、深人地影響到中國艾化諸領域伊始的各個歷史時期。

佛教影響於中國文學體現在方方面面：它的信仰，它的教義、教理（包括印度佛教各部派，中國佛教各學派、各宗派）影響歷代中國人的精神世界，給文學創作提供了新鮮、獨特、豐富的內容；歷代興盛趵佛教活動，僧團、寺院、社會各階層居士、信徒以及接受習染的一般民眾的宗教生活給文學創作提供了多種多樣的靈感、意象和題材；佛教經典（包括翻譯佛典和中國人創作的各類佛教典籍）給文學創作的體裁、素材、表現方法、藝術技巧和文學語言等等提供了可資借鑒的豐富資源；佛教獨特的宗教思維方式啟發和豐富了歷代作家的想象與構思；內涵豐厚的佛教思想給文學理論和文學評論提供了眾多新的概念、觀念、觀點和標准，如此等等。而在中國具體歷史條件下發展的佛教又形成不同的傳統：中外學術界有所謂「皇室佛教」、「士大夫佛教」與「民眾佛教」，「山林佛教」與「都市佛教」，「貴族佛教」與「民間佛教」或「民俗佛教」等等不同名稱，這些概念均體現特定的內容。又，不同歷史時期、不同社會階層所接受和發揮的佛教形態不同，對於文學創作的作用也就有所不同。例如眾所周知，圭要是由文人創作的詩歌和散文與宋、元以來興盛發達的、主要是面向城鄉民眾的小說、戲曲相比較，佛教的影響無論是內容還是形式都大不一樣；又眾所公認，被稱為中國士大夫佛教的禪宗，對於唐宋及其以後詩歌創作與理論的影響尤其重大與顯著，而在民間創作中則影響甚微。而探討佛教與中國文學二者的關系，還應當注意到相互作用的方面：佛教給中國文學以巨大影響，中國文人和文學創作活動又影響佛教的進一步發展；佛教實現「中國化」，中國宗派佛教的創立和發展，文人和文學創作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如此等等，又都表明佛教與中國文學關系的復雜性。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自晉宋時期起，促成中圖文學發展的重要動力來自佛教；在其後中國文學長期發展的歷程中，佛教所起的推動作用是關鍵性的。

這樣，研究佛教與中國文學的關系，不僅對於深人、全面地研究文學發展的歷史，對於研究中國佛教史以致整個思想史、文化史都是至關重要的。

毋庸諱肓的是，迄今為止，對於這個十分重要、重大的學術領域的研究還是相當薄弱的。本書編者輯錄20世紀有關佛教與中國文學課題的論文，意在總結這方面的已有成果，更有提起學術界對於這一領域更多關注、推進相關研究更大進展的用意。這一工作是值得贊賞的。

遇觀本書輯錄的論作，會發現一些值得玩味的現象：20世紀前期佛教與中國文學關系研究驟然勃興，成就輝煌，其後卻幾乎是幾十年的消沉，直到改革開放以後始見復蘇的氣象。同樣會發現：前一段從事這土課題研究的有一批學界泰斗，如梁啟超、胡適、魯迅、陳寅恪、湯用彤、陳垣等人，他們的工作多是開拓性的，並體現相當的廣度和深度；他們的許多論著已經成為學術經典，直到今天仍保持鮮活的生命力，給予我們元盡的啟發和教益。而對照起來，近年來雖然參與研究的人數眾多，專著和論文數量更大大超過了前一段，但是無論論題的廣度還是探討的深度都遠不能與前一段相比。清醒地認識這一點，認真思索造成差距的原因，對於進一步推進相關研究是至關重要的。

陳寅恪曾經深有感慨地指出：「中國史學莫盛於宋，而宋代史家之著述，於宗教往往疏略，此不獨由於意執之偏蔽，亦其知見之狹陋有以致之。元明及清，治史者之學識更不逮宋┅┅」（《陳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金明館叢稿二編》第240頁）實際上這種「偏蔽」「狹陋」的情形迄今並沒有完全改變。只要看看近年出版的幾部有影響的文學史，關於佛教均著墨甚少，且關涉之處多作否定評價。存在這種學術「視野」的缺陷，正和學界普遍的「認識」有關系。相比較之下，從本書收錄文字可以看出前輩學者的研究范圍多麽開闊：既有所謂「宏觀」的討論，也有「微觀」的探索。在本書所收錄的相對有限篇目里，舉凡詩歌、散文、小說、戲曲、文學理論、文學語言、外來佛典翻譯、中外文化交流等等課題都有所涉及。相比較而言，近年來所討論的題目大多在佛教對文人及其創作的影響，再就是禪與禪宗和詩歌的關系，具有重大開拓意義的論作還不多見。

一個重要差姬是研究者的知識准備。上面舉出的幾位前輩學者都非專門的佛教學者。可是他們有關佛教與文學關系的論著卻資料豐富，見解精辟，幾乎每一篇都新意疊出。這是因為他們學識積累廣博深厚。他們對於中國傳統學術造詣精深，對世界新的學術潮流和研究成果又有深人了解；他們嫻熟地掌握了治中國學術所必要的目錄學、文獻學、語言文宇學等學科的知識，並經過考據、校勘、輯佚等方面的訓練，多數人又嫻熟多種外語。這就給從事有關佛教的學術研究提供了必要基礎。中國佛教乃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有機構成部分，涉及宗教的學術又具有綜合多學科的性質，這就需要研究者具有充分的知識和工具的准備。在這方面，比起學界先賢，這一代研究者還需要做更多努力。

在清楚地意識到差距的同時，更要鼓舞從事研究的信心和勇氣。本書的編選又清楚地顯示，改革開放短短三十年，關於佛教與文學關系研究已經取得長足進步和一定成績，出現一批優秀的專著和論文。本書選錄的即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令人鼓舞的是，這一研究領域已經引起許多人關注，並且陸續有更多的人積極參與到這一領域的研究工作中來，其中包括為數不少的學術新秀。後者的論作已顯示出相當的功力，預示未來會取得更大的成績。

按照著名的宗教社會學家塗爾干的說法，宗教乃是一種文化系統。中國佛教是充分發達、形態十分成熟的宗教，是內容之豐富、價值之巨大，在世界宗教史上是鮮有倫比的。佛教作為龐大的文化系統又是中國文化大系統的構成部分，與文化各個領域密切關聯、相互影響，構成極其復雜的關系。與文學的關聯乃是這種關系的一個重要部分。從這樣的角度，可以了解研究佛教與文學關系的重大意義，也可以知道從事這一研究領域的困難。而且學術發展史的規律證明，一個學科起衰濟弊，絕非短時間可以呈現。對於目前有關佛教的學術研究即是如此。這就需要集合更多有志於從事這方面研究的人，群策群力、持之以恆地努力。相信當未來有機會編輯新的論文集的時候，必定有更高水平的論作呈現於世人面前。這應當是本書編者和所有作者的期望和信念。

孫昌武
2008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