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北方諸族的源流(新版)

新版前言——為中國史學的實證化而努力
原族——對《中國北方諸族的源流》一書的幾點看法 周策縱
舊版自序
第一篇 Magyar人的遠東祖源
第二篇 蒙古語民族中的通古斯血緣成分
第三篇 歐亞草原諸族的通古斯成分
第四篇 鮮卑民族及其語言線索
第五篇 匈奴的族源、語言和遷徙
第六篇 Hun人的鮮卑一通古斯族源
第七篇 噘噠與唐代中亞蒙古人種諸族
第八篇 西域族國名與北方民族族名之關聯
第九篇 藏民族中的北方諸族成分——兼證“西羌”與“北狄”同源
第十篇 古代中原漢語中的通古斯語、蒙古語和突厥語成分
第十一篇 西羌民族的血緣和語言
第十二篇 東方民族對西方世界的早期入侵
第十三篇 中國北方民族的族名
第十四篇 族名、人名、地名關聯擬譜
參考文獻
後記

中國北方諸族對人類歷史進程的影響是巨大的。極端惡劣的生存環境玉成了他們堅忍不拔的意志、卓越的軍事才能和杰出的統治藝術。東西方文明社會持續數千年購激烈撞擊，使它們的活動成為世界歷史中最精彩和誘人的部分；而中國則承擔了記載它們史跡的最重要的責任。本書無意重復描繪它們轟轟烈烈的業績，而是試圖解析它們語言的信息，俯視它們的源流，以及它們與東西方民族在血緣和語言上的關聯。

涉及人類學和語言學領域的北方諸族的研究，是在西學東漸後才在中國正式展開的。然而，外人治中國史有條件的隈制，中國人治自家史又有傳統的束縛。雙方雖然有不少重要的成果，但總體狀況卻是不盡令人滿意的。盡管如此，法人伯希和、俄人巴托爾德、日人白鳥庫吉等，以及中國的洪鈞、屠寄、王國維、岑仲勉、陳垣、陳寅恪等人，于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都有專精的見解和著述。

中國傳統學術和西方學術間的區別，首先在于目標的差異。幾千年來，中國的讀書人都是以訓練背誦和注釋經典的能力，來達到做官行政的終極目標；結果往往是學貫滿盈，而見地不足。然則，西方學者卻能大膽假設，雖時有疏于求證的結論，而探新的優勢反倒在他們的手中。就北方諸族研究而言，中國史料有必須被征引的機會，而中國學者之說卻難有登堂的榮譽。面對西人的大膽宏論，國人往往只有小心求證的本分。如果說西方學術有海洋民族勇敢的精神，中國傳統學術則表現為農業民蔟的勤奮和執著。

中國傳統學術的根本弊端，可以從貢獻卓著的兩位古代學者顏師古和礬三省的名字上看出一些端倪︰“師古”有杜絕創新之意；“三省”則有主觀唯心之嫌。這種傳統央定了中華文明有前期的燦爛碼輝煌，繼而必有後期的守拙和停滯。近百年來，在西方學術方法的迸取優勢面前，我圖學者往往缺乏自信。精通西學方法者少，而迷偏西學結論者多。歷史、語言、入類學的研究，則在“傳統的”和“別人的”雙重游戲規則中，糾纏于咀嚼式的考據。那些本該由中國歷史做出許多判斷的重大課題，卻都謙讓給覿人去說了。

比如，由于漢字系統非表音的特殊性征，使“語言學”和“文字學”的分野在中國長期未能界定。即便是在西方語言學的科學方法入傳以後，這一閌題至今仍未理順。尤其是端典學著高本漢倡導的以“中古音”和“詩經韻”構擬汊語“上古音”的方法，寓合理中又夸大了漢語語音的變化。然市，這些尚待核對和開發的假設和理論竟又成枷鎖，使我國學界對漢語語音的基本延續性愈具疑慮，對上古文字一語音記載，或懷疑一切，或避之猶恐不及。竟麗至于，通過語言信”昏對上古歷史的研究領域，被誤導到幾乎完全“失聲”的狀態。

關于“漢民族”和“漢語言”的形成機制，白然是中國人文科學最核心的議題。“漢下藏緬語系”理論使人們注意到漢語與藏緬語間的關系；但又使人們忽視了北方諸族語言在漢語形成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北方漢語的高度統一性使我們猜測︰它是由誶多不同部落語言兼容而成的，在黃河流域必定發生過大規模的遷徙和融合活動。因此，辨明中原古代居民的成分，及其語言的先後、主客和轉換關系，是動力學地認識古代中原漢語形成的先決條件。

事實上，先秦文獻記載的中原人名、地名及其他語言信息，與後世北方諸族的語言有著明顯的可比特征。大量的證據表明，北方渚族是從中原地區出走的。中原居民因開始農耕而實行定居的生活，繼續游牧的北方民族的遷徙能力則在草原地帶獲得了廣闊的機會；而“西戎”又是餌匕狄”的同類。北狄、西戎與中原民族閱的這種同源關系，正是今世通古斯、蒙古、突蕨語的成分，在汊語中舉足輕重的歷史原因。

本書的一個重要的結論是︰藏緬式語言更可能是南方漢語之本，而北方漢語則是在南方漢語的影響下形成的。認為只有藏緬語與漢語同源的假設是片面的；那些無視北方諸蔟語言的因素，而僅僅儂照藏緬系語言去構擬的“上古音”理論，是不盡可靠的。如若無隈延拓它的合理內涵，並且用它去限制人們的思想，我敢預言︰其自身將走向“謬誤”，而且終將成為貽誤中國人文科學發展跑又一死結。

就歷史科學本身來說，繁瑣考據的時代應該結束了。前人沒有留下更完備的史料，也是“歷史”的一部分。這個無法抱怨的現實，為我們留下的是一片施展思辨、想象和洞察力的廣闊空間；而“過去”既沒有必要，也沒有可能去精確地重現了。歷史科學的使命，應該是去解析這些現成趵史料，發現新證據，調用新方法，來重構一個較合理的模型，去逼近人類社會發展的各個真實過程。

語言是人類歷史的化石。而“族名”作為血緣的語音標識，可能產生子人類語言的早期發育階段，而它們又往往轉化為語言最穩定的深層沉澱︰姓氏、人名和地名。因此，通過揭示族名、地名、人名、姓氏的語屬信息，來達成某些歷史、人類科學的基本結論，是本書采用的有效方法之一。

基于上述的歷史觀和方法論，我得出了一些重要的結論。《Magyar人的遠東祖源》是我的研究的出發，它求證了滿蔟的先祖“（革末）（革曷）”或“勿吉”，也就是匈牙利民族的最東方的源。而《古代中原漢語中的通古斯語、蒙古語和突厥語成分》是我的思考的返歸；北方諸族出自中原，走遍世界是其結論。《東方民族買甘西方世界的早期人侵》將馬背上的民族西遷的時間，至少提前到希羅多德記載的午代。而“大宛”、“大夏”或“吐火羅”即是“達斡爾”，可能是《西域族國名與北方民族族名之關聯》一文中許多令人驚心的結論之一。本書各篇的水平參差不齊，有些雖然注重敏銳之洞察，不少則偏向愚鈍之列舉，追求完美的企圖無以實現。

在戰亂的一九四二年，我出生于流落在廣西桂林的一個清白的鐵路工程師的家庭，母親是個美麗慈淑而敏于思考的知識婦女。一九六五年于華東師範大學畢業後，曾于四川的鄉問和南京的工廠任教十余載。一九七八年，方人得開風氣之先的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師從著名力學家談鎬生院士，一九八○年移學美國，三年後于蒙大拿州立大學獲物理學博士學位，又曾于某國立實驗室做博士後研究，涉及固體物理學的諸多理論課題。一九八五年棄學經商謀生。

我雖曾受自然科學精密研究之訓練，卻偏志于人文科學玄妙課題的探索。值得慶幸的是，近十余年來得助于夫人張寧華女士的干練操持，身心自由，思維遠行。歷時五年研究的肇于偶然，始于混沌，朝思暮想，勤于足下；得到過真摯護愛的獎掖，也不乏寓于貶損的激勵；終卻是廣大學人的認同和回饋自信的喜悅。感謝享有卓越學術信譽的中華書局，給予這一充滿顛覆氣息的著作出版的機會，我希望這些工作，能激勵歷史、語言、人類學研究者們的自信和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