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維坦的誕生︰中世紀及現代早期歐洲的國家與政權建設

譯者序言
中文版序言
致謝
第一章 導論
一、現代早期的國家︰四種類型
二、各種競爭性的解釋
三、解釋早期現代國家的差異︰觀點
（一）政權
（二）國家基礎結構
（三）議會的獨立影響
第二章 拉丁歐洲世襲絕對主義的起源
一、羅馬帝國晚期與國家形成早期——西哥特人的西班牙、倫巴底族人的意大利以及墨洛溫王朝和加洛琳王朝的高盧地區
（一）羅馬帝國崩潰與黑暗時代的早期王國
（二）加洛琳帝國
二、拉丁歐洲經濟與教會的復興以及王權的新生
（一）經濟的擴張
（二）城堡監守的興起
（三）教會的復興
（四）國家在拉丁歐洲的重新形成
三、早期的地緣政治競爭與代議機關以及國家稅收體制的創建
（一）地緣政治持續競爭的早期發端
（二）有償戰爭的興起
（三）行政管理體制的擴展
（四）代議機關與穩定的稅收體制
四、戰爭與稅收對財政和行政管理的影響︰世襲絕對主義的開端
（一）財政
（二）行政管理
（三）代議機構與私有化的威脅
五、結論
第三章 拉丁歐洲改革的失敗（1500_1789年）
一、戰爭與法國世襲絕對主義的成功（1494—1659年）
（一）等級議會的衰弱（1440年之後）
（二）與西班牙的戰爭（1494—1559年）
（三）戰爭與財政（1494—1559年）
（四）戰爭與私人佔有的官職（1494—1559年）
（五）宗教戰爭與世襲制的加劇
（六）亨利四世、敘利以及“非理性化”的“理性化”
（七）戰爭的復活及其後果
二、伊比利亞和意大利的世襲絕對主義（14921789年）
（一）戰爭、征稅與卡斯蒂爾的議會
（二）戰爭與西班牙的財政
（三）官職的出售與正式的世襲化
（四）世襲絕對主義在卡斯蒂爾之外的進展
三、科爾貝和路易十四統治下的世襲絕對主義“改革”
（一）科爾貝的“改革”
（二）戰爭的考驗（1688—1714年）
四、地緣政治壓力、改革失敗與世襲絕對主義的終結（1715—1791年）
（一）戰爭與真正改革的嘗試
（二）最後的希望︰內克爾
（三）代議制度的回歸與改革的成功
五、結論
第四章 英國的官僚憲政主義
一、不受約束的國家構成、早期地緣政治壓力與早熟的分權嘗試（公元400—1453年）
（一）參與式地方政府的基礎
（二）地緣政治的競爭與國家機構的成長
（三）議會的出現
（四）常規的稅收和財政
（五）通向世襲主義的重重壓力
（六）議會對世襲制發難的化解
二、世襲主義的強化及其暫時的死亡（1453—1659年）
（一）世襲制的惡化
（二）國內戰爭的重重影響
三、英國的王政復闢與“政府革命”（1660 1688年）
（一）復闢的安排及其細節
（二）戰爭與第一輪常規性的改革
（三）反對改革的種種努力
（四）新一輪的改革攻勢
四、不列顛新國家政權的鞏固（1689年之後）
（一）大規模戰爭的行政管理需求
（二）議會的監督
（三）大規模戰爭對財政的挑戰
（四）行政管理一財政體制的新完善
五、結論
第五章 德國的官僚絕對主義
一、國家建設與帝國在黑暗時代的失敗以及德意志領土國家的出現
（一）德意志在後羅馬帝國時代的大規模國家形成
（二）薩萊納王朝的神聖羅馬帝國及其失敗
二、代議制度、地緣政治競爭以及官僚絕對主義的鞏固（1450—1789年）
（一）德意志新領土國家中的代議機關
（二）基礎結構的擴張與官僚絕對主義的成熟
三、官僚絕對主義的局限與矛盾︰以布蘭登堡—普魯士為個案
（一）選帝侯與普魯士國家的建立
（二）普魯士處于頂峰時期的軍事絕對主義
四、結論
第六章 世襲憲政主義︰成功與失敗
一、匈牙利與波蘭不受限制的國家形成與地方精英自治的鞏固（1000—1387年）
（一）匈牙利
（二）波蘭
二、持久地緣政治競爭的到來與世襲憲政主義的成功（1387—1648年）
（一）匈牙利
（二）波蘭
三、對匈牙利和波蘭世襲憲政主義的內外威脅（1648—1795年）
（一）匈牙利
（二）波蘭
四、斯堪的納維亞世襲憲政主義的失敗
（一）丹麥
（二）瑞典
五、結論
第七章 結論
參考文獻

我非常榮幸能夠在這個序言中為我的中國讀者表達一聲特別的問候，也非常高興地了解到中國對西方總體的歷史越來越感興趣，對歐洲國家的發展尤為如此。

我借此機會解釋本書的幾個特點，希望指出對一名中國讀者來說似乎有點迷惑不解的地方。首先是《利維坦的誕生》這個書名。“利維坦”這個名詞首次運用于希伯來文的《聖經》（也是作為基督教舊約而聞名），是指一個海洋怪獸。這個詞廣泛運用于今天的英語以及歐洲許多國家的其他語言，是用來指代非常龐大而強有力的東西。這個術語最著名的用法出現在英國哲學家托馬斯‧霍布斯的政治哲學經典著作《利維坦，或一個宗教和世俗共和國的質料、形式和權力》的書名中。這本書完成于1651年，這是在英格蘭一場互相殘殺的內戰的後期，他用“利維坦”這個名詞意指那種全知全能的主權實體。霍布斯把這個實體視作結束自然狀態申“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的必要手段，由此確保和平和秩序。霍布斯時代以降，人們經常把“利維坦”比喻為開始出現在霍布斯時代（17世紀和18世紀）的歐洲現代國家。

這也是我把這個術語用在本書的書名中的原因。然而，我這本書並不是一本政治哲學的著作，也不是一項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因此，我並沒有考察霍布斯的著作，也不關注其他諸如約翰‧洛克等著名思想家，雖然我的確討論了法國理論家讓‧布丹（1530—1596年）的諸多觀點。我感興趣的是這段歷史進程，更確切地說就是從羅馬帝國解體（公元476年）到法國大革命（1789年）這一段歷史中出現的獨立的主權國家。正如許田波在她的專著《古代中國與現代早期歐洲的戰爭與國家形成》中已經指出的那樣，中國和西歐在各自的發展中遵循著完全相反的軌跡。在中國，秦王朝把諸多對峙的領土國家統一成為一個單一的政權，盡管此後也有過幾次四分五裂的危機，但兩千多年來基本土都保持統一，而歐洲的統一則隨著5世紀期間西羅馬帝國的解體而告終。雖然查理曼大帝（公元742一814年）和查理五世（1500—1558年）嘗試恢復羅馬帝國，但主權國家在歐洲的政治圖景中已經居于支配地位，一直到1945年之後才開創出歐盟，開始培育出新的統一進程。我這本書探索的主題之一就是，羅馬帝國的權力體系在西方衰落（公元6－8世紀）以及查理曼帝國（公元9－11世紀）再次崩解之後，歐洲的領土國家是如何形成的。

這把我帶入到第二個議題，也就是我的副書名“中世紀及現代早期歐洲的國家與政權建設”。在中世紀（公元500—1450年）的歐洲，形態並不完全一致的許多新國家是在帝國的廢墟中產生的。它們不同的方面在于政府或政權的種類上，表現為專制的或憲政的兩種類型。專制主義這種政權形式是指，作為一個國王或其他君主的統治者享有制定新法律和征稅的權力，而無須經過議會或其他代表各種社會團體或地理區域的組織的同意。憲政主義政權的立法和財政權威是由統治者和這些議事團體共同享有。歐洲現代早期（1450—1789年）的專制主義國家形態以法蘭西王國最為典型，也就是1789年法國大革命摧毀的這種專制主義政權。這種政府形式也出現在西班牙、德國和意大利的大多數公國中。最著名的憲政主義政體是英格蘭（1707年之後是大不列顛），其權力是由國王和一個推選出來的議會共同享有。

劃分不同國家類型的一種方法是考察他們的政府形式，而另一種方法是在政府層面之下考察官僚制結構里的官員性質。官員的工作就是履行和實施由中央各種中央權威制定出來的法律和指令。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1864—1920年）對官僚制結構的類型作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區分，他視為“現代”類型的是，職位非常明確地與擔當職位的人區別開來，而“世襲”類型並不是這樣的。韋伯認為，在19世紀之前的大多數歐洲國家都是世襲的而不是現代的官僚制結構。他認為這一點也適用于傳統的中華帝國，這也是那本開創性的著作《中國宗教︰儒教與道教》（1920年）的一個主題。當然，他也有可能是錯誤的。我采用韋伯的這種區分，在書中竭力去解釋一些歐洲國家主要是英格蘭、德國和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為什麼以及如何在1648年之後開始建立現代形式的官僚制結構，而其鄰邦法國、西班牙和意大利諸國則繼續飽受世襲官僚制的煎熬。這種區分是有作用的，因為世襲的官僚制結構是效率低下和貪污腐敗的結果，更沒有能力動員財力和人力來進行國家防衛。實際上，正如我闡明的那樣，在18世紀期間世襲制的法國在與更為現代的英國相抗衡的時候反復慘遭軍事失敗，這加劇了法國大革命的爆發。

我在書中表達的各種觀點是很復雜的，一般都是與西方歷史的不同發展時期相關聯起來，這對于一名中國讀者來說可能不是很熟悉。但是，我希望這本書有助于中國讀者理解歐洲內部各種各樣的政治文化和傳統。因為中國早已擁有了兩千多年的統一，在世界上一直有著強大的實力，而歐洲只是現在才步履蹣跚地邁向你們的那種統一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