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都城社會結構研究︰對城市經濟與社會的關注

緒論
上編
　唐宋城市經濟社會研究的幾點想法
　唐宋都城經濟社會空間的拓展（上）
　唐宋都城經濟社會空間的拓展（下）
　唐宋都城城關區的經濟功能及其變遷
　街道︰唐代都城社會的線形空問（上）
　街道︰唐代都城社會的線形空間（下）
下編
　唐宋都城人口結構變化與畸形消費的增長
　城市流動人口與選舉
　內廷與市場︰對唐朝“宮市”的重新審視
　物流與商流︰變動中的都城經濟社會
　唐宋都市生活服務業概觀
　城市商人的發跡之路
附論
　筆記小說的演變與唐宋城市社會研究
　20世紀80年代以來筆記小說與隋唐五代史研究綜述．
附圖
　圖一　唐長安城示意圖
　圖二　唐洛陽城示意圖
　圖三　北宋東京城示意圖
　圖四　南宋臨安城示意圖
參考文獻與參考論著
後記

為了進一步推動中國古代史學科建設與發展，我們策劃組織了《中國中古社會和政治研究》叢書，並把它作為國家重點學科——中國古代史學科建設的一個重要內容。

中國社會史和政治史，是中國歷史發展演變的主流，研究中國社會和政治史應該是研究中國史的主流。

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有重視中國社會與政治史研究的傳統。解放初期，侯外廬同志任歷史系主任，為重視社會與政治史研究奠定了基礎。以後多年在白壽彝教授的主持下，這一傳統一直得到了保持並有所發展。

中國歷史分期問題，迄今尚無定論，這是壞現象，也是好現象。這正好促使中國歷史研究者，特別是中國社會和政治史研究者，對中國社會歷史作更深入的研究。

我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即開始發表了多篇關于中國社會和政治史的論文。我在這些文章里提出了一些與別人不同的見解。

上世紀90年代初，我出版了《中國古代社會》（原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2001年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作為“北京師範大學教授文庫”之一再版），2003年晁福林教授出版了《先秦社會形態研究》（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這兩部書，在中國史學界都起到了推動中國社會和政治史研究的作用。

我指導的碩士生、博士生和博士後，很多學有所成，大部分成為高等學校和研究部門的學術帶頭人和學術骨干。他們出版了不少有關中國社會和政治史的專著和論文。他們也是這套叢書的主要作者。

通觀中外學術思想的歷史，無論哪一門學科，往往走著一時重思想一時重材料，一時重整體一時重局部的發展路程。孑L子所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論語‧為政篇》），可以引申來說就是偏頗的為害。孔子高明！

中國社會史研究雖然時間尚短，但大體上說，也不免有走這種偏頗道路的情況。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社會史研究一出生就是以社會史論戰的面貌出現的，偏重理論‘；不久就出現《食貨>派，被認為重材料。解放後中國社會史的研究，自然是重理論的，其結果則是被目為走向教條主義。上世紀80年代後的社會史研究又出現重材料，重局部，重個別社會問題的研究的動向。

歷史經驗是值得重視的。任何一門學科都應當理論、材料並重，宏觀、微觀並重，不能偏重哪一方面。

理論不是天上掉下來的。理論是研究深入中一點一滴積累下來的認識客觀的能力。認識能力的不斷提高，對客觀的認識才一步步地深入。

因此，理論和材料的關系是相互為用。要兩條腿走路，缺一條腿就成為瘸子。

自古就有這樣一句話，說是“坐井觀天日天小。非天小也，所見者小也”。坐在井里看天，只能看到天的一部分，就說天小。不是天小，是你所看見的小。作學問，要宏觀、微觀結合。要能真實的看到整個社會，才能認識你看到那一部分社會和問題。研究任何一點一面的社會，必須有全面的觀點，認識了社會的全面，才能真正認識你所見的部分。

自古以來，研究學問，往往出現這兩者的偏差，不是重宏觀、重理論，就是重微觀、重材料。

我們編這套《中國中古社會和政治研究》叢書，要重視歷史上所走過的彎路，重視這種偏差。一本書也可能材料多些，也可能理論多些；一本書可能重在宏觀，也可能重在微觀。但我們希望整套書，是在理論、材料並重，宏觀、微觀並重的思想指導下完成的。這是中國社會和政治史研究的正路，是做學問的正路，也是我們編這套書的指導思想。

上世紀80年代後，隨著改革開放，海外商品經濟、技術和資本涌人中國，西方國家的學術、史學思潮和著作也涌人中國。辯證唯物史觀一時有進入低潮的趨勢。這是學術因素以外的人為原因造成的。辯證唯物史觀還有極強的生命力，是先進的。

我們堅持辯證唯物史觀，以辯證唯物史觀推動中國社會和政治史研究，我們堅持理論、材料並重，宏觀、微觀並重的道路，避免偏頗，並決定從《中國中古社會和政治研究》叢書做起，以後再逐步擴展，我們希望這套叢書的出版，能推動中國歷史學科的建設和發展，為中國學術走向世界作出我們應有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