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世紀80年代，我就提出了一套身體社會學（sociology of the body）的研究框架。我在完成自己的第一部書《自飾門面的社會學》（O﹀Neill，1972）之後，開始講授這方面的課程，但當時這塊領域尚無定名。與此同時，身體研究迅猛成長，也讓人不得不表明立場。為此，我明確提出，身體是一種擬人化制度（institution of
anthropomorphosis）。在《身體五態》一書中，主要討論的就是我們用來勾繪所處的宏微觀世界的那些文化實踐，它們表達/關聯著（articulating）一套宇宙論體系，一種政治態身體（body politic），一個共餐性社會（commensal society），一種生產/消費經濟/系統（economy），以及人體設計與器官移植方面的生物技術前沿。
維柯的《新科學》（Vico，[1774]1970）充滿人文主義色彩，弗洛伊德的《文明及其不適》（Freud，1962）則筆調憂郁地思考著被修復的“人”的形貌，我從這兩本書中借取了文明化命題作為論證思路。我自己的身體研究的直接背景，就是在美加邊境上體驗到的20世紀60年代的那種身體政治（body
politics）。當時我們正在通過歐陸的現象學、解釋學和批判理論來重新審視社會科學，而這里發生的諸般事件，似乎既在對這樣的社會科學構成挑戰，又在為它大唱贊歌（O﹀Neill，1974，1989）。同時我認為，依然有必要保留經典的秩序問題的那些宏大視角，從宇宙論的社會，到猶太－基督教的社會，並融人標志著現代性及其後果的工作、消費、生死等方面的工業化秩序之中（Turner，1984，Shilling，1993）。
《身體五態》避免以任何本質論意味的立場來設定某種身體邏輯（the logic of the
body），更願意通過研究“擬人論”（anthropomorphism）的歷史，或者說變為人的歷史，來揭示開放性的身體邏輯叢（bady-logics）。我們以多種方式通過社會思考身體，通過身體思考社會、影響社會，本書也始終不曾忽視這些方式之間的相互作用（O﹀Neill，2002a）。因此，在晚近研究中成為焦點的父權制/男權制（patriarchal）身體邏輯、女性主義身體邏輯或種族化身體邏輯，在本書中從未獨尊一脈。相反，我揭示了如何可以從逼迫人定位為理論家的功能主義與唯物主義等梢互抵觸的學說出發，來思考餐飲儀式之類的肉身實踐（croporeal
practice）。也揭示了古代的宇宙論如何事實上是一種精致的認知圖示實踐，即使在我們探索面向未來的內部世界和外部世界的時候，也依然是一種文明化的源泉。《身體五態》還關注自主權與親屬關系、解放與異化等議題。從20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隨著對于力量來源的體認發生變化，我們先是將自己的身體理想化，然後變成對身體擔驚受怕。因此，我提出要確立公共與私人的生活、工作、健康與教育之悶的公民式均衡（civic
ration），這既需要我們的集體智慧，也需要我們的家庭智慧。在這一點上，我特別提出，針對福利圉家的市場化和把一切化約為醫療的趨勢，可以進行公靈抵抗，而不是福柯所認為的那樣，視之為一種獨 的規叢（disciplinary complex）而打發了（O﹀Neill，1995）。而自20世紀80、90年代以來，隨著生物國家/市場叢（bio-state/market
complex）的發展，本書的議題也變得更加急迫。這種發展趨勢很可能重塑我們的一切關系，我以其作為本書的收筆，而沒有進一步論述下去。
我們不妨針對生命科學的當代表達，針對重塑形貌後的政治態身體，基于其各自的知識基礎，區分出四個維度或階段（Gilbert，1995，571）︰
1．爻神經態（neural）身體（文本〔tcxt〕）和作為文化/法律的政治（文去泳絡/背景[context]）；
2．墓丕態（genetic）身體（文本）和族群性/種族豉治（文本脈絡/背景）；
3．免疫態（immune）身體（文本）和對抗性政治（大本脈絡/背景）；
4．表現態（phenotypic）身體（文本）和身體化政治（embodied politics）（文本脈絡/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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