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集影子的人
瑪格麗特·阿特伍德今年七十周歲了。
對於今天的許多讀者而言,她的名字早已不再陌生。作為一名站在文壇風口浪尖的加拿大小說家、詩人、散文家,她的作品已進入了世界各地大學英語系的教學提綱,並且——無論她本人是否樂意——成為了不少女性主義研究、加拿大研究、後殖民主義研究,乃至政治經濟學和社會學研究的對象文本。
近半個世紀以來,這棵文壇常青樹獲獎如呼吸那麽頻繁:布克獎(小說《盲刺客》)、紀勒獎(小說《別名格雷斯》)、加拿大總督文學獎(詩集《圓圈游戲》及小說《侍女的故事》)、延齡草圖書獎(短篇集《野外生存訣竅》)┅┅《好骨頭》和《侍女的故事》還分別被搬上了話劇和歌劇舞台。與此同時,這位愛戴淡藕荷色闊邊織帽、襯銀灰色羊毛披肩的雅致的老太太還是加拿大作協主席、國際筆會加拿大中心主席、上世紀80年代末反對美加自由貿易法案運動的重要成員之一、熱心生態環保的社會活動家,精力之旺盛令人難望其項背。
雖說阿特伍德的作品不少是暢銷書,她卻並不是一個真正易懂的作家。她的文本層次豐富,相互指涉,充斥著文學的、政治的和歷史的暗喻,她在運用象征、戲擬、反諷等手法時機敏而不露聲色,往往令讀者在篇末大跌眼鏡。她在早期作品中著力探討的權力和性政治問題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演化出了新的深度,「奇異」、「陌生人」、「異鄉」、「疏離」、「謀殺」、「暗殺」、「生存」等詞在各種迥異的題材中反復出現,伴隨而來的還有一系列自我分裂的人物和彼此隔膜的人物群。對比一下《可以吃的女人》(1969)和《別名格雷斯》(1996)就可以發現,後期阿特伍德的人物對於自己所處世界的多元化、殖民地化、種族歧視、性別歧視、階級偏見、族長專制等特質越來越自覺,所感受到的疏離和隔膜也更加復雜,原因更多。正如她在《奇異之事:加拿大文學中無良的北部》(1995)里所談到的,有時候,身為加拿大人本身便是一種「陌生」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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