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發展與國際道義

大國發展與國際道義
定價:210
NT $ 183
 

內容簡介

本書為《倫理與國際事務評論》第一輯,系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與外交事務研究院系列出版物。

本書探討「中國發展與國際道義」問題,文章有:熊文馳的《民主和平與戰爭狀態問題》,張旺的《普遍主義與特殊主義》,李開盛的《國家利益的倫理之維》等。本輯除主題文章外,還設立「研究論文」、「經典譯文」,此外,「思達讀書會」,發布讀書報告、編譯國外優秀著作評論,以引介最前沿的國際學術研究成果。本書對相關專業的研究人員,對國際關系感興趣的讀者,都有裨益。
 

目錄

序言
專題 大國發展與國際道義
「非道德」政治論的道德訴求——現實主義國際關系倫理思想淺析
民主和平與戰爭狀態問題——再談「民主和平論」與現實主義之爭
國際關系倫理中的普遍主義與特殊主義——以世界主義與社群主義為例
國家利益的倫理之維
大國崛起與政治家的責任
春秋時期的國家間干涉——基於《左傳》的研究
道義觀念與國際體系的變遷——以春秋戰國時期為例
研究論文
哈貝馬斯「普遍法律狀態」論評析——兼論西方語境下世界正義理論的結構性矛盾
權力·權威·責任——馬克斯·韋伯國際關系思想淺析
國際政治中的審慎原則——思想源流、理論價值與現實意義
經典譯叢
國際政治哲學何以必要?——《國家間正義——論權力與和平的道德基礎》序言
康德、自由主義與戰爭
設身處地:約翰·赫茨、安全住懷核時代
思達讀書會
回歸何種政治?——讀查特爾·墨菲《政治的回歸》
書評編譯
 

上海外國語大學倫理與國際事務研究中心的《倫理與國際事務評論》第一輯《大國發展與國際道義》即將出版,蘇長和教授邀我寫序。我對倫理學沒有深入研究,所以底氣不足,但仍欣然答應。原因有二,一是國際關系倫理學還是一個新生的研究領域,在國內更屬剛剛起步,但這無疑是一個重要的研究方向,並會開出一方富有新意的學問天地;二是我相信倫理道德不僅對於我們的生活方式具有重要的意義,而且在國際關系中也有著重要的意義。而且,隨著世界的發展和中國的發展,倫理在國際關系和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會越來越明顯,對國際關系倫理的研究也必將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在中國國際關系領域拓展國際關系倫理學方向,本身就是對這個學科的一大貢獻。



倫理學是關於道德的學問,是以道德現象為研究對象的。倫理學本身有著悠久的歷史。從亞里士多德開始,西方倫理學的許多概念逐步形成,學科也漸漸完善,成為哲學家探討人類社會的重要領域。西方社會在一定程度上屬於個體本位的社會,個人利益被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但就社會而言,道德又是不可或缺的東西。因此,西方倫理學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討論道德與利益的關系。在今天國際關系理論研究中,在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辯論中,我們仍然可以明顯地看到不同觀點的差異和不同思想的爭鳴。

中國的倫理思想更是有著深厚的文化基底,厚德載物一直是中國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以儒學為主流的中國傳統文化確立以「仁」為核心的中國道德體系,「仁」被構建為中華道德的最高境界,仁義禮智信成為中華道德的集中體現。歷代儒家強調道德至高無上的重要意義,杜維明教授在《中庸洞見》也以西方的研究方法,對《中庸》進行了結構性解讀,認為中國社會的理想類型是信賴社會,信賴社會的基本行為體是「君子」,信賴社會的維系要素是道德。這樣一來,修齊治平也就有了邏輯上的高度關聯。

社會是不能沒有道德的。但是,是否存在普適道德?或者說是否存在人類共同的倫理准則?這是一個哲學社會科學領域富有爭議的問題。我想是有的。比如中國文化中的民本意識、和諧理念、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品行,再如西方文明中的人的權利、人的安全、人的尊嚴等等,大概都可划歸具有普適意義的范疇。普遍主義和特殊主義似乎總是一對矛盾,談普遍則與特殊對立,談特殊則無普遍之余地。普遍和特殊這一偶對卻總是在互補,普遍可以被特殊所接受,特殊也可以升華到普遍。特殊文化養育的道德規范成為普適價值的個案不勝枚舉,這里面包含的可能正是這種互補的辯證法。

國際社會也是不能沒有道德的。但是,是否存在國家和個人都需要遵循的道德?這又是一個國際關系學領域富有爭議的問題。我以為也是有的。應當承認,國家和個人可能會有不同的道德原則。比如摩根索就清楚地分離了國家的道德和個人的道德。但是對於普適道德,國家和個人則都是應該遵守的。否則我們永遠只會深陷霍布斯叢林,我們也只能遵循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遵循最基本、最具普適意義的道德原則,恰恰是人類社會所不同於動物世界的定義性標志。試想一個大國,總是懷抱霸權的沖動,去征服、去控制、去實現一己之利,恐怕終究是要碰壁的。道義責任是大國永恆的思考和困惑,只有鐵肩擔道義的大國才能成為國際社會的中堅。



倫理學思考的是「應然」問題。既是應然,使之應然的想必是人,使之變化的也會是人。國際關系倫理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國際道德規范,國際道德規范正是身處國際關系實踐中的行為者建立起來的。比如當今被幾乎所有國家接受的《日內瓦公約》。在殺戮和虐待戰俘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時代,瑞士人亨利·杜南幾乎是憑借著最初的一己之力,說服各國的將領,讓他們認識到為什麽不應當殘酷地對待戰俘和交戰國平民。從一人的人道主義到普遍的人道主義就這樣確立起來,不但被各國民眾所認可,也被各個主權國家所接受,成為一種無可置疑的普適道德原則。這也說明了一個問題:當一個人的理想不被社會所接受的時候,他就是在上海堂吉訶德的悲劇;但是當一個人的理想被社會民眾所普遍接受的時候,這個理想就會成為普適的道德原則和倫理准則,推動社會的進步和人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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