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別教育的方向,本質上是對中國特色的教育有一個准確的、根本性的定位。因地制宜、因時制宜,是最符合實事求是精神的。以培養現代中國人為己任的中國教育更需要這樣的精神。那麼,對「時」和「地」的研究就是大事。就「時」來說,目的指向是現實,但想弄清現實問題,卻往往必須要研究歷史。因為現實中經常沒有現成的答案,而歷史所展示的規律,卻經常幫助我們找到打開現實問題的鑰匙。尤其是教育的復雜性逐漸被發現,越來越多的人明白,對於教育本質的理解,不見得今人比古人更深刻。也許我們沾沾自喜於日新月異的現代新技術和豐富得過剩的物質條件所帶來的甜頭,但我們不得不應付在教育核心問題上的迷離所帶來的混亂。比如長時間遺忘了對教育本質的追問,教育就有失去方向的危險;如果大規模的教育游離於航線之外,那就有失去控制的可能。這些不順耳的說辭,對時下的「教育多動症」,也許可以喚起療救的警覺和反思。
本書深入淺出的敘事,提綱挈領的把握,激情靈動的闡述,都能展示出作者的治學功力和對中國教育的一往情深。讀着這些文字,讓我們一起追尋大師們的智慧和情懷,追尋他們的足跡。在這個追尋過程中,你會找到作為教育者的幸福沖動與智慧泉源。
馬建強,1967年生,江蘇金壇人。曾任中小學教師、大學教師、出版社編輯。現為江蘇某雜志社副總編,副編審。榮獲第二屆中國青少年社會教育銀杏獎「特別貢獻獎」(國家十部委聯合表彰),榮獲2007年度《中國教育報一讀書周刊》「推動讀書十大人物」。
目錄
嚴復:教育就是要「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
蔡元培:中小學不辦好怎麼會有好大學?
梁啟超:培育新民,為當今中國之第一急務
張伯苓:不認識體育的人,不應該做學校的校長
徐特立:一生最愛是小學
經亨頤:「與時俱進」的教育家
黃炎培:「實業救國」與「教育救國」合二為一就是職業教育
陳獨秀:我是一個迷信教育的人
李叔同:中國近代藝術教育的開拓者
魯迅:另一張面孔是教育家
晏陽初:世界平民教育之父
陶行知:我要使全中國人都受到教育
匡互生:中國現代教育史上最值得紀傳的人
陳鶴琴:中國兒童教育的聖人
毛澤東:我的終生職向是教育
葉聖陶:中國語文教師第一人
錢穆:教大學不如教中學,教中學不如教小學
錢基博:只願教書的聰明人
朱自清:語文教學方面的全才
老舍:我會兢兢業業地辦小學
附錄一 駱憬甫:清末民初一位小學校長的教育紀事
附錄二 《教育短波》:中國20世紀30年代鄉村小學教師的福音
主要參考文獻
蔡元培:中小學不辦好怎麼會有好大學?
梁啟超:培育新民,為當今中國之第一急務
張伯苓:不認識體育的人,不應該做學校的校長
徐特立:一生最愛是小學
經亨頤:「與時俱進」的教育家
黃炎培:「實業救國」與「教育救國」合二為一就是職業教育
陳獨秀:我是一個迷信教育的人
李叔同:中國近代藝術教育的開拓者
魯迅:另一張面孔是教育家
晏陽初:世界平民教育之父
陶行知:我要使全中國人都受到教育
匡互生:中國現代教育史上最值得紀傳的人
陳鶴琴:中國兒童教育的聖人
毛澤東:我的終生職向是教育
葉聖陶:中國語文教師第一人
錢穆:教大學不如教中學,教中學不如教小學
錢基博:只願教書的聰明人
朱自清:語文教學方面的全才
老舍:我會兢兢業業地辦小學
附錄一 駱憬甫:清末民初一位小學校長的教育紀事
附錄二 《教育短波》:中國20世紀30年代鄉村小學教師的福音
主要參考文獻
序
我們迷路了嗎?
假如我們是一批旅游者,迷路只是一段意外的插曲;假如我們在教育工作中迷路,我們可能要面臨非常久遠的麻煩。這樣的假設似乎有危言聳聽的嫌疑,可筆者在現實中的所見所聞,促使把這樣的問題擺出來,以提醒從事教育的人應把辨清道路和明確方向作為每天的習慣。教育的回頭看、左看、右看,都有極重要價值。
辨別教育的方向,本質上是對中國特色的教育有一個准確的、根本性的定位。因地制宜、因時制宜,是最符合實事求是精神的。以培養現代中國人為己任的中國教育更需要這樣的精神。那麼,對「時」和「地」的研究就是大事。就「時」來說,目的指向是現實,但想弄清現實問題,卻往往必須要研究歷史。因為現實中經常沒有現成的答案,而歷史所展示的規律,卻經常幫助我們找到打開現實問題的鑰匙。尤其是教育的復雜性逐漸被發現,越來越多的人明白,對於教育本質的理解,不見得今人比古人更深刻。也許我們沾沾自喜於日新月異的現代新技術和豐富得過剩的物質條件所帶來的甜頭,但我們不得不應付在教育核心問題上的迷離所帶來的混亂。比如長時間遺忘了對教育本質的追問,教育就有失去方向的危險;如果大規模的教育游離於航線之外,那就有失去控制的可能。這些不順耳的說辭,對時下的「教育多動症」,也許可以喚起療救的警覺和反思。
按着這樣的思路,一路捋來,不難發現,我們嚴重忽視了中國教育史中的一個「黃金地段」。
這一「黃金地段」,就是中國的近代教育史。
除了幾個研究人員,好像很少有人真正打開過近代教育史。似乎那段歷史因為有更激烈、更引人、更搶眼球的情節,例如戰爭、飢餓、改朝換代等,教育反而成了燈下黑。救亡時代過去了,我們可以用平常心來展開近代教育這片天地,來發現這片離現實最近的「黃金地段」:這里有如繁星滿天般的教育大師群像,這里有現在聽起來依然發聾振聵的金玉良言。對我們從事教育的人來說,這里有我們取之不盡的寶藏。
嚴復、梁啟超、蔡元培、張伯苓、黃炎培、徐特立、魯迅、晏陽初、陶行知、陳鶴琴等,包括毛澤東,這些跨越世紀的巨人們,都有着深厚的教育情結與博大的教育情懷,都對教育有着立體、深入的,尤其是立足於改造現實的思考和研究。這一個階段,對教育現實性的研究、對教育規律的探索,超過中國歷史上的任何一個階段。
這一階段前承泱泱東方古老帝國,后啟現代民主共和國家,關於教育的最強音是教育救國。把教育作為挽救民族危亡的路徑,把自己的激情、智慧與青春都和盤托付給了教育,這幾乎是那一代愛國知識分子百川歸海般的堅定選擇。而這個選擇的支點是教育可以「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可以「改造舊國民、培育新國民」,可以「新我們的國家」。這是在走了很遠的路之后,最終得出的結論——救國、強國必先改造被愚弄了千年的民眾:這必須靠教育。
但是挽救民族危亡該靠什麼樣的教育呢?該搞什麼樣的教育呢?老式科舉教育是確定不行了,現成的樣板是搞西式教育或東洋教育。於是,一股洋式辦學風熱熱鬧鬧大刮起來,結果這些學校培養的「外國人」在當時的中國根本用不上。走了一段彎路后,才終於有了晏陽初跨進泥巴牆搞平民教育,才有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才有陳鶴琴的活教育,才有經亨頤的純正人格教育,才有黃炎培的職業教育。這是真正因地制宜、因時制宜的教育。
可以這樣說,正是這段教育初步構建起了中國教育的精神:腳踏泥土,融進民眾;播種理想,改造生活。
一批博古通今、學貫中西的大師舍身於教育(特別是基礎教育),真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道壯觀風景。他們的足跡頗多昭示:教育是什麼?教育的目的是什麼?中國需要什麼樣的教育?該怎樣辦教育?現實教育與古老傳統有什麼關系?中國教育與西方文明有什麼關系?等等等等,這些大師對此都有很具體的思考、很成功的實踐,與現在的教育有諸多相通之處。當現在我們才來追尋這些大師們的足跡時,就會感到很深的遺憾:為什麼這麼遲才做這樣的事?為什麼這麼久無視這片「黃金地段」?這讓我們走了多少冤枉路啊!
還有,對於當代教育工作者來說,一個經常性的困惑是角色定位問題。也許沒有了救亡問題,教育的指向有所寬泛的緣故,大家很多時間糾纏一些技術問題、細節問題,而教育的本質問題,尤其是教育哲學問題,卻被束之高閣,於是就自然出現角色定位的疑惑。很多教師並沒有意識到自己在從事與心靈密切相關的靈魂工作,只是認為自己不過在做一種「為稻粱謀」的技術工作而已,同與機器或商品打交道沒有什麼大區別,自己的思維也因此變得程式化。筆者稱之為教育工作的迷路者。追尋近代教育大師的足跡,不由你不思考這個問題,不由你對教育工作有個重新定位。或許,在這個追尋過程中,你會找到作為教育者的幸福沖動與智慧泉源。
到了開發這片「黃金地段」的時候了。也許馬建強先生的這部《追尋近代教育大師》將成為這一工程「破土動工」的標志,其深入淺出的敘事,其提綱挈領的把握,其激情靈動的闡述,都能展示出馬建強先生的治學功力和對中國教育的一往情深。讀着這些文字,不覺已感到大師們的智慧和情懷所帶來的震撼;追尋着大師們的足跡,不知不覺間自己對教育的責任也清晰起來——這是我的國家,這是我的人民,這是我的事情。
假如我們是一批旅游者,迷路只是一段意外的插曲;假如我們在教育工作中迷路,我們可能要面臨非常久遠的麻煩。這樣的假設似乎有危言聳聽的嫌疑,可筆者在現實中的所見所聞,促使把這樣的問題擺出來,以提醒從事教育的人應把辨清道路和明確方向作為每天的習慣。教育的回頭看、左看、右看,都有極重要價值。
辨別教育的方向,本質上是對中國特色的教育有一個准確的、根本性的定位。因地制宜、因時制宜,是最符合實事求是精神的。以培養現代中國人為己任的中國教育更需要這樣的精神。那麼,對「時」和「地」的研究就是大事。就「時」來說,目的指向是現實,但想弄清現實問題,卻往往必須要研究歷史。因為現實中經常沒有現成的答案,而歷史所展示的規律,卻經常幫助我們找到打開現實問題的鑰匙。尤其是教育的復雜性逐漸被發現,越來越多的人明白,對於教育本質的理解,不見得今人比古人更深刻。也許我們沾沾自喜於日新月異的現代新技術和豐富得過剩的物質條件所帶來的甜頭,但我們不得不應付在教育核心問題上的迷離所帶來的混亂。比如長時間遺忘了對教育本質的追問,教育就有失去方向的危險;如果大規模的教育游離於航線之外,那就有失去控制的可能。這些不順耳的說辭,對時下的「教育多動症」,也許可以喚起療救的警覺和反思。
按着這樣的思路,一路捋來,不難發現,我們嚴重忽視了中國教育史中的一個「黃金地段」。
這一「黃金地段」,就是中國的近代教育史。
除了幾個研究人員,好像很少有人真正打開過近代教育史。似乎那段歷史因為有更激烈、更引人、更搶眼球的情節,例如戰爭、飢餓、改朝換代等,教育反而成了燈下黑。救亡時代過去了,我們可以用平常心來展開近代教育這片天地,來發現這片離現實最近的「黃金地段」:這里有如繁星滿天般的教育大師群像,這里有現在聽起來依然發聾振聵的金玉良言。對我們從事教育的人來說,這里有我們取之不盡的寶藏。
嚴復、梁啟超、蔡元培、張伯苓、黃炎培、徐特立、魯迅、晏陽初、陶行知、陳鶴琴等,包括毛澤東,這些跨越世紀的巨人們,都有着深厚的教育情結與博大的教育情懷,都對教育有着立體、深入的,尤其是立足於改造現實的思考和研究。這一個階段,對教育現實性的研究、對教育規律的探索,超過中國歷史上的任何一個階段。
這一階段前承泱泱東方古老帝國,后啟現代民主共和國家,關於教育的最強音是教育救國。把教育作為挽救民族危亡的路徑,把自己的激情、智慧與青春都和盤托付給了教育,這幾乎是那一代愛國知識分子百川歸海般的堅定選擇。而這個選擇的支點是教育可以「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可以「改造舊國民、培育新國民」,可以「新我們的國家」。這是在走了很遠的路之后,最終得出的結論——救國、強國必先改造被愚弄了千年的民眾:這必須靠教育。
但是挽救民族危亡該靠什麼樣的教育呢?該搞什麼樣的教育呢?老式科舉教育是確定不行了,現成的樣板是搞西式教育或東洋教育。於是,一股洋式辦學風熱熱鬧鬧大刮起來,結果這些學校培養的「外國人」在當時的中國根本用不上。走了一段彎路后,才終於有了晏陽初跨進泥巴牆搞平民教育,才有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才有陳鶴琴的活教育,才有經亨頤的純正人格教育,才有黃炎培的職業教育。這是真正因地制宜、因時制宜的教育。
可以這樣說,正是這段教育初步構建起了中國教育的精神:腳踏泥土,融進民眾;播種理想,改造生活。
一批博古通今、學貫中西的大師舍身於教育(特別是基礎教育),真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道壯觀風景。他們的足跡頗多昭示:教育是什麼?教育的目的是什麼?中國需要什麼樣的教育?該怎樣辦教育?現實教育與古老傳統有什麼關系?中國教育與西方文明有什麼關系?等等等等,這些大師對此都有很具體的思考、很成功的實踐,與現在的教育有諸多相通之處。當現在我們才來追尋這些大師們的足跡時,就會感到很深的遺憾:為什麼這麼遲才做這樣的事?為什麼這麼久無視這片「黃金地段」?這讓我們走了多少冤枉路啊!
還有,對於當代教育工作者來說,一個經常性的困惑是角色定位問題。也許沒有了救亡問題,教育的指向有所寬泛的緣故,大家很多時間糾纏一些技術問題、細節問題,而教育的本質問題,尤其是教育哲學問題,卻被束之高閣,於是就自然出現角色定位的疑惑。很多教師並沒有意識到自己在從事與心靈密切相關的靈魂工作,只是認為自己不過在做一種「為稻粱謀」的技術工作而已,同與機器或商品打交道沒有什麼大區別,自己的思維也因此變得程式化。筆者稱之為教育工作的迷路者。追尋近代教育大師的足跡,不由你不思考這個問題,不由你對教育工作有個重新定位。或許,在這個追尋過程中,你會找到作為教育者的幸福沖動與智慧泉源。
到了開發這片「黃金地段」的時候了。也許馬建強先生的這部《追尋近代教育大師》將成為這一工程「破土動工」的標志,其深入淺出的敘事,其提綱挈領的把握,其激情靈動的闡述,都能展示出馬建強先生的治學功力和對中國教育的一往情深。讀着這些文字,不覺已感到大師們的智慧和情懷所帶來的震撼;追尋着大師們的足跡,不知不覺間自己對教育的責任也清晰起來——這是我的國家,這是我的人民,這是我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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