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的廬山會議，至今30周年了。廬山之變影響當代中國歷史發展的進程，至深且巨，階級斗爭的理論與實踐從此升級，並進一步向黨內發展，終於導致十年動亂的到來。
毛澤東將「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視為是一場幾億人的偉大革命運動，在實踐中謀求一步到位，運用戰爭年代大搞群眾運動和階級斗爭的經驗，發動「人海戰術」，要求「拔白旗、插紅旗」，「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依靠人的主觀能動作用，高速度發展社會生產力。「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等等口號，成為一時風尚。毛澤東認為中國一窮二白，是極大的好事，窮則思變，這是革命的天然基礎；認為中國的農民比西方的工人先進。他急於求成，誇大了主觀努力的作用。然而，這個大運動僅僅沸騰了半年，問題便接踵而來：國民經濟各種比例失調，工業生產全面緊張，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共產風等泛濫成災，農村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現實和理想發生了明顯的沖突，迫使毛澤東和中央領導不能不有所冷靜，尋找解決問題的決策。廬山會議前的兩次鄭州會議、武昌會議和上海會議，這半年中的主題就是糾「左」，整頓公社的所有制，對群眾退賠，修改一些過高的指標，等等，以便解決繼續躍進的問題。
毛澤東的認識，是黨內大多數高級干部的共同認識。當時，有誰不願意盡快改變中國「一窮二白」的面貌呢？有誰不向往「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社會呢？當然，也有部分同志在嚴峻的事實面前比較冷靜，對黨內普遍滋長的「左」傾思想憂心忡忡，因此，對糾「左」的認識程度比一般人超前一些，這就是「彭黃張周及其追隨者」以及后來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一大批人。在廬山會議上，彭德懷上書言事，對總路線和大躍進還是肯定的。他的不同意見，表現為把錯誤出現的原因，歸結為領導者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風有問題，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背離了「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應該從指導思想上糾正「左」的東西。彭德懷尤其張聞天對「左」的錯誤的性質和程度的認識，比毛澤東深化了一層，就被認定為懷疑「三面紅旗」，當然不能容忍。毛澤東當時說得明白：一個百花齊放，一個人民公社，一個大躍進，赫魯曉夫們是反對的，或者是懷疑的。這三件事要向全世界作戰，包括黨內大批反對派和懷疑派。因此，廬山會議也是反對「蘇聯修正主義」的嚆矢。
毛澤東發動了對彭德懷、張聞天、黃克誠、周小舟等同志的批判，並對這場錯誤批判進行了理論概括：「廬山出現的這一場斗爭，是一場階級斗爭，是過去十年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的生死斗爭的繼續。在中國，在我黨，這一類斗爭，看來還得斗下去，至少還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個世紀，總之要到階級完全滅亡，斗爭才會止息。舊的社會斗爭止息了，新的社會斗爭又起來。總之，按着唯物辯證法，矛盾和斗爭是永遠的，否則不成其為世界。資產階級的政治家說：共產黨的哲學就是斗爭的哲學。一點不錯，不過斗爭形式，依時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罷了。」由此，在反右派運動和「大躍進」運動中提出的，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國內還存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兩條道路的矛盾，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的錯誤觀點，就直接引申到了黨內。毛澤東把彭德懷等為更好地糾正「大躍進」的錯誤而提出的正確意見，視為所謂「右傾機會主義的進攻」，而且尖銳到這種程度：他們進攻的實質，就是要代表資產階級和上層小資產階級的利益，分裂和渙散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組織機會主義的派別，破壞無產階級專政，破壞社會主義革命，要按資產階級的面貌來改造黨，改造軍隊，改造世界。
廬山會議由前期糾「左」，轉為后期反右，轉折點是7月23日，毛澤東以突然襲擊的方式，發動了對彭德懷的極其嚴厲的批評和斗爭。自此時起，沒有人再講「大躍進」、人民公社中的問題了，「問題不少」的中心議題被擱置一邊。原來表示贊成或基本贊成彭德懷信中的觀點的同志，也不得不迅即轉變態度，有的還違心地進行了揭發批判。於是整個會議形成一邊倒的形勢。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政治局擴大會議結束后立即召開八屆八中全會，進一步對彭德懷等人算歷史舊帳，作出政治結論和組織處理。
廬山會議的形勢，說到底，就是毛澤東批評不得，尤其是有過「舊怨」的人批評不得。不然就得「全黨共誅之」，那時人們就已經感到有這種氣勢了。
鄧小平在八大修改黨章的報告中，特別說到蘇共二十大的一個重要功績，就是告訴我們，把個人神化造成多麼嚴重的惡果；堅持集體領導原則和反對個人崇拜的重要意義，對於各國共產黨產生了巨大影響。「很明顯，個人決定重大問題，是同共產主義政黨的建黨原則相違背的，是必然要犯錯誤的，只有聯系群眾的集體領導，才符合於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才便於盡量減少犯錯誤的機會。」「同過去剝削階級的領袖相反，工人階級政黨的領袖，不是在群眾之上，而是在群眾之中，不是在黨之上，而是在黨之中。」歷史的不幸是，幾年之間，社會主義改造，反右派斗爭都沒有遇到什麼抵抗，順利進行，真可說是「接二連三的勝利」，使毛澤東日漸驕傲起來。自延安整風運動之后，由於毛澤東多年來領導的正確，他對中國革命的豐功偉績，為全黨所公認；也由於客觀環境需要樹立黨的領袖的威信，在宣傳上我們確實長期習慣於把黨的領袖說成只是毛澤東一個人，而從來不講領袖是一個集體；把中國革命理論——毛澤東思想的形成說成只是毛澤東一個人的貢獻，而不講也包含集體智慧的結晶；把一切成就幾乎歸功於毛澤東個人，少講黨和人民群眾的作用；把領袖說成是絕對正確的，更不講領袖也會有缺點，也可能犯錯誤，等等。長期這樣宣傳的結果，個人崇拜就自然成為順理成章之事。當然，中國幾千年封建主義宗法倫理觀念和小農經濟的影響，幾十年在農村環境和農民戰爭的影響，在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中，理所當然把毛澤東看做是中華民族的大救星，誰都衷心樂意高唱《東方紅》。包括從青少年時期就投身推翻封建統治的一些老革命家，他們的革命意識中也難免受傳統倫理思想的束縛。更何況那些別有用心的人。1958年3月成都會議上，當時的華東局第一書記兼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就提出：「相信毛澤東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毛澤東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7月23日，毛澤東對彭德懷的批判發言中，講到「始作俑者」時，在場的人無不為之動情，深感彭德懷上書言事傷害了毛澤東。老帥勸說彭德懷做檢討時，這樣說道：主席在時，你尚且如此；若主席不在了，誰還管得住你。這種黨內以個人是非為是非，不提倡獨立思考，講義氣而不講真理，大家確是安之若素的。因此，在全會閉幕后的第二天，劉少奇又向全體與會者，專門講了一下對革命群眾運動的態度和個人崇拜的問題，說蘇共二十大后，我們黨內也有人學赫魯曉夫，搞反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從而批評了彭德懷，認為這實際上是對於黨、對於無產階級革命和人民事業的一種破壞力。
神仙會階段，盡管對「左」傾錯誤認識的深度不同，但當時頭腦清醒的人包括大區負責人，應當說是占多數的。不僅彭德懷、張聞天、周小舟等是如此，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也都發了言，表了態。直到7月23日前，周恩來一直召集國務院各部負責人和地方負責人開會，算細賬，抓調整。除開毛澤東立意要反彭德懷的右傾，剪除這一「歷史隱患，，之外，以柯慶施、康生為首的一些人，都觸動不得，一觸即跳。他們決不服輸，過於護短，過於保護自己；他們還到毛澤東面前進讒言，加油添醋，渲染上綱，說：「人都被彭德懷拉過去了」。這也就促成毛澤東的主觀武斷，以為彭這回要『『掛帥反毛」，是「魏延反骨」作怪了。林彪上山之后，雖講話次數不多，也沒有在大會上慷慨陳詞、張牙舞爪，但他三言兩語，起了批彭定調的作用。廬山會議后，林彪當上了國防部長。之后，就進一步推動個人崇拜的發表，終於使這個野心家在「文革」期間有大肆活動的機會。無情的歷史說明：沒有監督、制衡的民主機制，個人迷信、個人崇拜的后果，就是一旦領袖犯了錯誤，就必然導致全黨跟着犯錯誤，造成全局性的錯誤。
廬山會議給國民經濟造成的損失，當年比給政治生活蒙受的危害更為直接。在「反右傾、鼓干勁」精神鼓動下，各地不顧「大躍進，』運動已經產生的嚴重比例失調和農業出現的危機，仍盲目堅持繼續躍進，使國民經濟日益緊張，造成嚴重的飢荒。1959年底，國民經濟已經步入嚴重困境。可是，陷入「左」傾冒進狂熱的人們，看不到也不願意承認嚴峻的現實。1960年1月中央政治局會議仍然估計，當年將是一個比上年更好的大躍進，計划完成鋼產量1，840萬噸，並提出了八年完成農村人民公社從基本隊有制過渡到基本社有制的設想。由於廬山會議錯誤的「反右傾斗爭」，不僅直接造成1959年至1961年連續三年嚴重的經濟困難，更為嚴重的是，階級斗爭和社會主義革命理論與實踐的錯誤發展，終於導致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內亂。
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廬山會議是全黨和整個民族的歷史悲劇。值得慶幸的是，具有生命力的政黨和民族是決不忌諱自己前進中經歷過的挫折和犯過的錯誤的。失敗是成功之母。正視失敗，才能從失敗中得到啟發，才能吸取教益，避免重蹈歷史的覆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對廬山會議的是非功過作出公正的結論，從而走上撥亂反正的大道。歷史證明，我們的民族，我們的黨，是經得起重大挫折和重大失敗的；一切沉重的歷史包袱，我們已經和正在卸去，我們會更輕裝前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