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中蘇關系史︰1917—1949(全三冊)

《民國時期中蘇關系史》（1917—1949）上冊
　民國時期中蘇關系史（1917—1949）代總序
　前言
　引論 十月革命與中蘇關系新問題
　第一章 中蘇建交
　 第一節 蘇俄政府發表第一次對華宣言
　 一、中國遣散哈爾濱工兵代表蘇維埃，中東鐵路出現新局勢
　二、中國參加協約國武裝干涉蘇俄與設立中東鐵路護路軍
　三、蘇俄政府發表第一次對華宣言
　第二節 北京政府調整對蘇政策
　 一、驅逐霍爾瓦特，收復中東鐵路路區主權
　 二、派張斯麟代表團訪蘇
　 三、取消舊俄使領待遇
　第三節 優林使團訪華與蘇軍佔領外蒙古
　 一、優林使團訪華——中蘇談判的序幕
　 二、蘇俄第二次對華宣言和北京政府的反應
　三、蘇軍佔領外蒙古與唐努鳥梁海
　第四節 蘇聯代表團三次來華與中蘇建交
　 一、裴克斯使團來華
　 二、越飛使團來華
　 三、加拉罕使團來華
　四、《中蘇協定》與中蘇建交
　第二章 聯共（布）、共產國際幫助建立中國共產黨和促成國共合作
　第一節 幫助建立中國共產黨
　 一、通過旅俄華入黨組織在華建黨的嘗試
　二、幫助中國先進分子建立中國共產黨
　第二節 促成國共合作
　 一、幫助中共確定與國民黨合作的方針
　 二、幫助孫中山改組國民黨一促成國共合作
　第三章 中國大革命與蘇聯
　 第一節 蘇聯與黃埔軍校和國民革命軍的建立
　 一、蔣介石訪問蘇聯
　 二、黃埔軍校與國民革命軍的建立
　 第二節 國民軍與蘇聯
　第三節 統一戰線初期國共兩黨斗爭與蘇聯
　一、統一戰線的形成與斗爭
　二、從孫中山逝世到中山艦事件
　第四節 第一次北伐戰爭與蘇聯
　一、北伐時機問題與蘇聯的“喘息政策”
　二、北伐勝利進軍與“蔣汪合作”
　三、蘇聯與武漢國民政府的成立
　四、四一二政變後的武漢政府與蘇聯
　 第五節 四一二政變到廣州暴動期間的中共與蘇聯
　 一、中共召開五大，應對四一二政變後的新局勢
　 二、南昌起義與八七會議
　三、建立蘇維埃政權的最初嘗試——廣州暴動
　第四章 中蘇斷交與邊境戰爭
　第一節 中蘇斷交
　 一、奉系軍閥制造系列反蘇事件，蘇聯撤使
　二、中東鐵路事件與中蘇斷交
　三、“局部交涉”與柏林交涉
　第二節 中蘇邊境戰爭與善後交涉
　 一、蘇聯入侵中國東北的邊境戰爭
　 二、善後交涉——《伯力議定書》
　附錄
　一、引用文獻目錄
　二、主要參閱文獻目錄
《民國時期中蘇關系史》（1917—1949）中冊
《民國時期中蘇關系史》（1917—1949）下冊

20世紀在人類歷史上發生了兩件令人震驚的大事︰俄國十月革命和蘇聯解體。前者猶如宇宙誕生一顆新星，令世人矚目，後者似星球爆炸，使人目瞪口呆。蘇聯存在了74年，在人類歷史上只是短暫的一瞬。但這74年，極大地改變了世界面貌，對世界各國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中蘇是兩個最大鄰國，中蘇兩國之間所發生的各種關系的深度和廣度，遠遠超過此前近300年中俄關系的總和。而其對中俄各自內政外交、乃至對世界格局的變化組合所產生的影響，更是難以估量。尤其應加以指出的是，這些影響並沒有隨著蘇聯的解體而消失。因此深人地研究中蘇關系史，客觀和系統地揭示巾蘇關系發展的歷史過程，從中引出必要的借鑒，不僅是學術研究領域本身的需要，而且具有現實意義。

由于中蘇關系在國際關系中所佔有的重要地位，半個多世紀以來－佔引起中外學者研究的興趣。據不完全統計，僅國內出版的從不同角度研究中蘇關系的著作不下too余種（含蘇聯、共產國際與巾國革命方面的著作，其中包括編輯和翻譯的文獻資料以及專著），此外還發表了大量內容翔實的論文。過去被“界定”的一些“禁區”一個個地被突破了，現在幾乎涉及中蘇關系的所有問題都可以研究。這些情況為繼續將巾蘇關系的研究引向全面和深人提供了條件。

所謂全面和深人地研究巾蘇關系史，就是將近一個世紀的巾蘇兩國之間發生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之間的關系及其對兩國的影響進行系統的研究。這些工作十分浩大和艱巨，需要一步一步地來做。但首先應當研究中蘇國家關系和中蘇兩黨關系，因為它們影響最大，人們最為關注，而且至今尚沒有一部將中蘇兩國關系和兩黨關系統一起來進行系統研究的著作。課題組最初試圖推出四部專著和一部專題研究文集，嘗試填補學術空白。但原有課題組成員，或身體不支，或忙于其他工作，相繼離去，現有成員已無余勇可賈。今僅推出《民國時期中蘇關系史1917—1949》，分上（1917—1931）、中（1931—1945）、下（1945—1949）三冊，以及專題研究論文集《中蘇歷史懸案的終結》一部。遺憾地留下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中蘇關系史（1949—1991），等待後來者去卓越地完成。

中蘇關系與其他中外關系的基本不同之處在于，除了一般的國家關系之外，還存在著兩黨關系，在共產國際解散之前，還存在它與中國共產黨以及其他革命黨派（主要是蔣介石四一二叛變以前的國民黨）的關系。過去，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的關系（普遍使用的題目是“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被作為一個獨立的研究領域進行研究，一部完整的中蘇關系史被人為地割裂成國家關系和黨際關系兩大塊，互不關聯，各說各話，白相矛盾。但是不把一般的國家關系和兩黨關系統一研究，進行綜合分析，既不能反映中蘇關系的全貌，更不能準確地把握影響兩國關系發生重大歷史轉折的原因。事實上，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始終將中共與共產國際、蘇聯看成是一回事兒。每當中蘇國家關系得到改善，國共兩黨關系必然改善；每當國共兩黨關系惡化，中蘇兩國關系必然惡化。中蘇兩國關系和兩黨關系相互制約各自的發展趨向，這是被19171949年這32年的歷史證明了的。《民國時期中蘇關系史（1917—1949）》試圖在現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循中蘇國家關系和兩黨關系兩條線索，對中蘇關系進行綜合研究和分析，勾勒出民國時期中蘇關系的基本面貌。

要寫中蘇兩黨關系，就必須確定共產國際與聯共（布）的關系。共產國際是獨立自主地制定和執行對華政策，還是聯共（布）對華政策的執行者？這是在深層次L弄清中蘇關系實質的關鍵問題之一。以前，蘇聯學者按著蘇聯共產黨的旨意，寫了大量著作，把共產國際說成是一個獨立的國際組織，執行獨立的革命政策，不受蘇共的約束。中國學者跟著蘇聯走，將其與中國的黨派關系排除于巾蘇關系之外，將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的關系（亦即與中國革命黨派之間的關系）作為獨立的領域來研究，失去了自己獨立研究的品格。蘇聯解體後，蘇聯時期一些絕密檔案大量開放，以上傳統看法已經被學者們推翻了。俄羅斯和德國學者經過對大量蘇共檔案和共產國際檔案的研究，得出結論說︰

“眾所周知，蘇維埃國家對外政策的各個方面，都是由黨的最高領導決定的。蘇聯外交機制的運行特點是，總的外交戰略和策略是按著兩個不同職能的渠道實施的︰一個是通過對于所有國家來說通常都設立的外交部門，即外交人民委員部，一個是通過共產國際。表面上共產國際被認為是獨立的集體的國際共產黨人組織，而實際上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和財政上都處在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嚴密控制之下。共產國際的所有重大政治舉措和干部任命事先都得經過政治局討論批準。政治局還負責協調共產國際和外交人民委員部的工作。這種情況可以從收錄在本文件集（指《聯共（布）、共產國際和中國國民革命運動》－—引者）中的政治局會議紀錄和其它檔案資料中得到證實。文件中還有許多材料說明，共產國際駐華代表同蘇聯駐北京外交機構官員在工作中保持著密切的聯系，‘兼顧’地完成他們的任務，而外交官員為共產國際代表在這個國家的工作提供一切可能的幫助，從而保證了在中央和地方執行力度不同然而統一的外交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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