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與北京人(1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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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人來華，大致始于兩漢，繼之于唐，盛之于元，明清之際出現了大舉涌入的先兆，到晚清時期才形成一般巨大潮流。國外發展至今的一門古老而又新興的學科——海外漢學，其發祥時代的第一階段，便是“游記漢學”，亦可稱之為“記實漢學”（游記、航海記、出使報告、經商報告、日記、札記、書簡、考古報告）；其後發展為“宏觀漢學”，即譯注中文基本經典和全面籠統地介紹中國；最後才發展成經院式的漢學研究，將漢學納入到了全人類整體的學術研究範圍中。中國人很早就曾出西域、東渡日本或下南洋。外國人也不斷來華，與中國社會各界接觸。這就是中國人走向世界和了解世界之肇始，同時也是外國人了解中國並與中國人民交往之源緣。不過，兩漢時期的外國人入華，主要還是為了朝拜天朝上國、入貢和從事貿易等，尚談不到科學和學術方面的探討。

外國人的來華游記，除了日本遣唐使的歷次報告之外，就是元代入華的方濟各會士們了。如柏朗嘉賓（Jean de Plan Carpin，1182—1252年），他于1245—1247年使蒙古並參加貴由汗的登極大典，回國後向教廷提交了《蒙古史》的出使報告。他的使命是游說蒙古人與西方基督教國家結盟以聯合對抗撒拉遜人，同時也充滿了刺探蒙古人實力的“間諜”角色。他的外交使命徹底失敗了，卻提供了西方有關亞洲人類學、宗教學和史地學的第一部真正的科學論著。繼此之後，又有魯布魯克（Guillaume de Roubrouck，1215—1270年）于1253—1255年出使蒙古，鄂多立克（Oboric de Prodenone，1286—1331年）于1318—1328年出使中國，馬可‧波羅于1271—1295年出使中國，孟德高維諾（Jean de Mont—Corvin，1247—1328年）于1289—1328年任北京大主教等。其中最有影響者，非馬可‧波羅及其傳世名著《寰宇記》（1298年）莫屬。西方學術界有一種說法︰“馬可‧波羅活著的時候發現了中國，死後發現了美洲。”因為哥倫布正是由于在閱讀馬可‧波羅著作時受到啟發，為尋找“契丹”和“日本國”，才發現了美洲大陸。這個時期的外國來華人士，必須受中國政府的嚴格節制。這既是朝貢體制的產物，又具有外交特色，企圖與中國結盟而反對其他的政治和經濟的潛在對手。南洋與中亞的來華人員，大都是為在朝貢名義的掩飾下經商，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來華人士當屬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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