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經注疏(標點本)六：禮記正義(全三冊)

上冊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禮記
正義六十三卷
禮記正義序
禮記正義
禮記注疏校勘記序
引擾各本目錄
卷第一
曲禮上第一
卷第二
曲禮上
卷第三
曲禮上
卷第四
曲禮下第二
卷第五
曲禮下
卷第六
檀弓上第三
卷第七
檀弓上
卷第八
檀弓上
卷第九
檀弓下第四
卷第十
檀弓下
卷第十一
王制第五
卷第十二
王制
卷第十三
王制
卷第十四
月令第六
卷第十五
月令
卷第十六
月令
卷第十七
……
卷第六十三
中冊
下冊

中國傳統的圖書目錄，例分經史子集四部，以經部居首，而十三經為其冠冕。晚清以來大家可讀的《書目答問》，開端為經部「正經正注」，第一部書就是《十三經注疏》，並特別標明：「此為誦讀定本，程試功令，說經根抵」，足見其地位的重要。由於《十三經注疏》本身的價值，以及其在歷史上所有的巨大影響，這部書迄今仍是研究中國傳統文化不可或缺的典籍。

十三經的產生形成，有著非常長遠的源流歷程。《詩》、《書》等經的淵票，可以追溯到上古。周代尚文。當時教育已包括《詩》、《書》、《禮》、《樂》。如《國語·楚語》記載，春秋中葉楚庄王定太子傅，大夫申叔時回答王問，提到「教之春秋」、「教之詩」、「教之禮」、「教之樂」、「教之訓典」等等，即涵有《詩》、《書》、《禮》、《樂》及《春秋》等方面的內容。春秋晚年，孔子立私學，以（詩》、《書》、《禮》、《樂》教弟子，經的體系進一步奠定。

史籍傳述孔子曾修纂六經，對此學者頗有爭論，但六經之稱在戰國時確已存在。《庄子·天運篇》載：「孑1子謂老聃日：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語屬寓言，很多人不相信。不久前湖北荊門郭店楚墓出土竹簡《六德》，篇中說：「觀諸《詩》、《書》，則亦在矣；觀諸《禮》、《樂》，則亦在矣；觀諸《易》、《春秋》，則亦在矣」，所講六經次第與《庄子》全同，證明戰國中葉實有這種說法。參看《荀子·勸學篇》所論：「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不難知道經在社會教育中具有明顯的作用。

《漢書·藝文志》稱周衰而《樂》亡，後來應劭、沈約等則將《樂經》之亡歸罪於暴秦。無論怎樣，漢代只有五經立子學官。到唐代，《禮》有《周禮》、《儀禮》、《禮記》，《春秋》有《左傳》、《公羊》、《谷梁》，這樣是十二經；宋明又增加《孟子》，於是定型為十三經。宋代曾經有人主張把《大戴禮記》也收進來，合為十四經，但沒有得到公認。

《十三經注疏》的注絕大多數是漢晉吉注，而且一般說都是現在我們能看到的最早的完整注本，疏也皆成於唐宋，因此特殊寶貴。不過在科舉八股時代，《注疏》實際沒有得到普遍的重視。明代永樂時修成以宋元理學家言為本的《五經大全》，試士經義全用宋元人注，便是所謂明監本五經，《易》用朱子《本義》，《書》用蔡沈《集傳》，《詩》用朱子《集傳》，《春秋》用胡安國傳，《禮記》用陳潞《集說》，以致多數文人對《注疏》束而不觀，甚至在個別人引用《注疏》時群起驚訝。直到清代漢學之風興起，《十三經注疏》才為學者專門強調。

清代刊行的《十三經注疏》有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武英殿刻附《考證》本，曾有覆刻，但廣泛流行、共稱善本的，是嘉慶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由阮元主持的南昌學堂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通稱阮本。《書目答問》贊之為「最於學者有益」。現在許多人使用的中華書局1980年版《注疏》，就是將世界書局縮印的阮本重加補正影印的。

阮元是乾嘉漢學的重要人物，江藩的《漢學師承記》即以他殿尾。阮本《十三經注疏》的出版，不妨視為漢學發展到頂峰的一種標｀志。阮本的優長尤在於所附的《校勘記》，對《注疏》的使用增加了很多便利。當然，《注疏》的校勘問題，本屬深入的研究，不是《校勘記》所能完竣，所以在阮本之後，又有不少學者殫心竭力，取得好多成果。例如清末著名學者孫詒讓，以阮本《十三經注疏》為底本，反復校讀，歷數十年，所作札記輯為《十三經注疏校記》一書，於1983年印行。其他各家類似的工作還有許多，都對十三經和《注疏》的研究有所貢獻。把這些成果匯集起來，無疑會使《注疏》更為有用。

這里提供給讀者的《十三經注疏》整理本，仍以阮本為基礎，而在注記中博采眾說，擇善而從，在校勘上突過前人。同時施加現代標點，改用橫排，這樣做雖有若干障礙困難，卻使這部十分重要的典籍更易為各方面讀者接受。對於編纂整理本各位先生的辛勤勞力，我們應當表示深切感謝。另外，《十三經注疏》整理本還將以繁簡兩種字體分別印行，適應不同需要的讀者，組織和出版者考慮的周到詳密，也是值得稱道的。我覺得，《十三經注疏》的這一整理標·點本，非常適於愛好研究中國歷史文化的讀者閱覽，更適合學校在教學工作中使用。

經學在中國學術文化中占據中心位置的時代早已過去了。清代已有學者提出「六經皆史」，可是經在中國學術史上的重大影響作用是永遠不可抹殺的，完全「夷經為史」，也非正確。研究中國傳統學術文化，必須歷史地看待經和經學。我願在這里重述復旦大學周予同先生1961年在《經、經學、經學史》文中所說：「『經學』退出了歷史舞台，但『經學史』的研究卻急待開展。」相信《十三經注疏》整理標｀點本的出版，將推動經學史以及整個中國學術史研究在新世紀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