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本書論述在中國受到膜拜的男神和女神、文化英雄、神仙、妖怪(genii)、神秘性和神話性的人物,換句話,即“中國的萬神殿”。

到目前為止,很少有人科學而充分地對待這一主題,似乎是礙于其龐雜,也可能是由于其艱難,因為這需要進行極廣的研究工作,需要全面具備在民間廣泛流行的儒、釋、道“三教”知識。

祿是遒(Henri Dore,1859-1931)神父,生于法國,在勒芒神學院預科畢業後,于1882年晉鐸。因國內反教風氣嚴重,他去蘇格蘭加入耶穌會。1884年來中國,用一年時間在上海學習了中文口語和寫作,去安徽傳教,直到1895年因健康問題回到上海。在徐家匯耶穌會總部進修、療養一年後,又到江蘇各教區傳教。祿是遒神父一直在“兩汪總督”管轄範圍之內,即天主教法國耶穌會巴黎省負責傳教的“江南教區”農村工作,歷三十多年。上海西郊的徐家匯,是法國耶穌會在江南傳教事業的後方基地,祿是遒神父常常回到上海,從事避靜、進修、研究、療養和教學活動。1918年以後,因積勞成疾,患上了慢性腸胃病,健康每況愈下”他就留在上海,在耶穌會徐家匯住院專事砑究工作,同時,在上海主教區的董家渡沙勿略堂講遣,在盧家灣晨旦學院講課,在洋涇(�兵 bang)救濟院做慈善工作。1931年12月,經長期病痛之後,他在徐家匯路(今華山路)聖母聖心會的普愛堂(241弄7號)去欄。享年72歲,留居江南47年。
 

目錄

出版前言
“中國民間崇拜”中文版序/李天綱
《中國眾神》英譯版序/甘沛澍
主要的三尊神
三聖
三清
佛教三尊神
三官
文人崇拜的神
文昌
副文神魁星
朱衣和金甲
關帝
佛 菩薩 聖僧和佛教眾神崇拜
燃燈佛
彌勒佛
阿彌陀佛
藥師佛
大勢至
毗盧遮那,最高和永恆的佛毗盧佛
十二大天師
仁慈女神觀世音
 

祿是遒(Henri Dore,1859-1931)神父,生于法國,在勒芒神學院預科畢業後,于1882年晉鐸。因國內反教風氣嚴重,他去蘇格蘭加入耶穌會。1884年來中國,用一年時間在上海學習了中文口語和寫作,去安徽傳教,直到1895年因健康問題回到上海。在徐家匯耶穌會總部進修、療養一年後,又到江蘇各教區傳教。祿是遒神父一直在“兩汪總督”管轄範圍之內,即天主教法國耶穌會巴黎省負責傳教的“江南教區”農村工作,歷三十多年。上海西郊的徐家匯,是法國耶穌會在江南傳教事業的後方基地,祿是遒神父常常回到上海,從事避靜、進修、研究、療養和教學活動。1918年以後,因積勞成疾,患上了慢性腸胃病,健康每況愈下”他就留在上海,在耶穌會徐家匯住院專事砑究工作,同時,在上海主教區的董家渡沙勿略堂講遣,在盧家灣晨旦學院講課,在洋涇(�兵 bang)救濟院做慈善工作。1931年12月,經長期病痛之後,他在徐家匯路(今華山路)聖母聖心會的普愛堂(241弄7號)去欄。享年72歲,留居江南47年。

傳教士研究中國民間宗教,動機非常自然,他們需要了解當地宗教狀況,以便傳教。祿是遒神父研究中國民閩宗教,起因也是傳教。按本書序言的交代,作者出版這一著作的主要目的,是要幫助在鄉間的同事們,即那些新近從西方到達,還不了解中國人宗教狀況的傳教士們。這些人總有一天要踫到民眾的宗教信仰問題,因此,他們必須對中國人如何恩想,他們的信仰和崇拜方式有一些了解。有此配備後,他們就會少冒犯下些當地人的成見,可以“更好地推進將基督教真理植入這塊土地的偉大工作”。除了這個審慎傳教的目的,即按照作者的設想,把中國人的民間崇拜方式整理出來,供傳教士查閱,不要無故冒犯中國人之外,還有另外兩個實用目的:一、為從事“比較宗教學”的學者,提供一套研究東方信仰的範本;二、給一般讀者提供一種讀物,用以了解下層民眾信仰中的“中國的真宗教”。

值得注意的是,處于講“科學”的十九世紀,宗教研究也漸漸“科學化”。祿是遒神父已經不能再孤立地使用基督教神學來評判“異教”,必須結合“比較宗教學”、“人類學”等科學研究方法來研究中囿的民間宗教。按他的意思,重要的不是批判“迷信”,而是要揭示一個“真正的中國”。祿是遒以為,上海這樣的通商口岸,能夠引領中國的理想,卻不能代表中國的真實,他說:“真正的中國,在通商口岸城市很少存在。文明在這里起著作用,將中國人提升剄一個比其鄉村同胞較高的層面。所以,誰要想研究中國的真實生活,就必須在遙遠的地區,即一些離奇的老鎮,一些邊遠省份的隱蔽村莊來觀察中國,這就是傳教士所作的。”為此,祿是遒作為傳教士在汪蘇、安徽兩省二十多年,從事左右中國人社會和家庭生活的宗教,和其他無窮無盡的迷信的研究。“他訪問了市鎮、廟宇和寺觀,向人們詢問神公、神母、地方神祗和神仙人物,為他未來的巨著收集了珍貴的材料。”這種“田野調查”,已經接近了現代人類學的方法。祿神父的研究,雖然還殘留著基督教神學的痕跡,例如他還常常會直接表露對中國人的迷信行為的鄙視和批評,但是總體上來說,他的研究屬描述性的,是力求客觀的,因而大致符合作著預想中的“科學”方法。

作者雖然力求“科學”,但我們也不能說《中國民間崇拜》已經是一部擺脫神學氣息的科學著作。在一百多年前人類學、社會學、比較宗教學草創時期,一個天主教耶穌會士必然還會有很多“非科學”的關懷。正如作者交代的,這套書的主要讀者,是他的傳教士同事,其次才是一般西方讀者。這樣的讀者定位,以及作者自己的價值傾向,使得本書對中國的民間崇拜作出符合時代的評判。比如,作者和譯孝們,把“符咒”判斷為“迷信”,指出它們“在人們中激起一種求利與恐懼之心,遠勝于真正的(對于上帝的)崇尚和榮耀。任何訪問過中國都市寺觀的人都很容易發現這點。它也助長了多神論傾向,從而導致對于上帝的忽略”顯然,這是用基督教“一神論”和“基督論”作為判斷標準,說他們是“基督教中心論”也是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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