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諸子與史學

緒論
第一章 先秦諸子的學術淵源與“史”
一先秦史官與諸子之學
二先秦史官文化與諸子史學觀念
三諸子與經及史

第二章 先秦諸子的歷史變化觀
一歷史變化的趨勢性
二歷史變化的方向性
三“通變”的歷史觀
四“時”的觀念與歷史變化觀

第三章 先秦諸子對歷史“治亂盛衰”的總結
一兩周以來總結歷史盛衰的思潮
二先秦諸子關于歷史“治亂盛衰”的思想

第四章 先秦諸子著作中的史料及其價值
一《論語》與《孟子》
二《老子》與《莊子》
三《墨子》
四《荀子》與《管子》
五《韓非子》

第五章 先秦諸子與歷史知識的運用
一以史為鑒的思想與歷史教育
二“先王”、“後王”的觀念與歷史知識運用
三詮釋立場與詮釋意義生成︰從詮釋學的角度看先秦諸子對歷史知識的運用

第六章 先秦諸子與中國史學的開創
一子學時代的恢宏與中國史學的初創
二先秦諸子與中國傳統史學的確立
附錄春秋戰國史官職責與史學傳統
一春秋戰國史官的主要職責
二春秋戰國史官與巫、卜、祝的聯系與區別
三春秋戰國史官與中國史學傳統的開創
主要參考文獻
後記

林曉平教授的《先秦諸子與史學》集中論說先秦諸子與史學的關系，從這樣的角度討論史學，豐富了史學研究的內容，對于認識諸子學同樣是有價值的。從這樣的思維出發，也為研究秦漢以後的史學，開拓了思路。

這幾年，我逐漸體會到，研究中國史學思想史，要十分重視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民族特點。其中一個方面，是對“四部”的理解。從總體上說，經、史、子、集四部，是分而不可分的，雖然經、史、子、集四個部分不同，但卻是有著內在的聯系。古代史學家往往是一身多任，歷代優秀的史家，也是思想家，是“子學”中有貢獻者，從而彰顯出經史、子史的直接聯系。

《漢書‧藝文志》的《諸子略》說︰“道家者流，蓋出于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老子為柱下史，周守藏室之史，這不只從文獻保存的意義上說，更重要的是史學的根本理念。論變化之大道，說天地社會的消息盈虛，是《老子》的最重要的觀念，也是後世“史”的根本特性。古代的“史”與“子”，原是分不開的，司馬遷當年寫的《太史公書》，是作為“成一‘家’之言”提出來的。《太史公自序》中論“六家之要旨”，對先秦諸子作了總結，由此，形成司馬氏父子的融會眾家，以形成一家之言的治史思維途徑。

司馬光是史家，又是北宋的“六子”之一，是周、二程、張、邵的“五子”之外的又一“子”，《宋元學案》中特別為司馬光立了《涑水學案》。在《資治通鑒》中，司馬光對荀子、揚雄的觀點接受，明顯看到這中間思想的聯系。清人龔自珍在《古史鉤沉論》中謂︰“五經者，周史之大宗也”，“諸子者也者，周史之小宗也”。他是認定先秦是史在經與子之先，“周之世官大者史，史之外無有語言焉，史之外無有文字焉，史之外無人倫品目焉”。在《尊史》中說︰治史要“出乎史，人乎道，欲知大道，必先為史。此非我所聞，乃劉向、班固之所聞”。

中國近代史家開一代新學風，不但是表現在史學上，而且也體現在他們把傳統的經、子之學融化在他們的史學之中。胡適對墨子的研究，為他的方法論增添了民族文化的依據，顧頡剛的古史辨與他對古代的子學有新的理解。

郭沫若、侯外廬老一輩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不但在傳統史學研究中有重要成就，同時對研究傳統的“經”、“子”學有突破之處。郭老對《周易》的理解，從思維定式上，論述了古代《易》學的成就，溝通了《周易》辯證思維與黑格爾的辯證思維。範文瀾的經學是突出的。郭老的先秦諸子的研究是他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他的《管子集校》在《郭沫若全集‧歷史編》中佔了相當大的篇幅。侯外廬一生四度研究老子，前後經歷幾乎二十多年Cl）。這些直接影響到他們的史學事業。

進人二十世紀，中國傳統文化的形態發生變化，四部之學被重組，成為哲學、史學、文學、社會學、政治學、民族學、經濟學以及美學、邏輯學等現代學科，而這時的“史學”與古代的“史”有著直接聯系，卻叉不是一回事。四部的“經”、“子”，成為“史學”的因子，特別是論及史學思想，更是如此。忽視這一特點，來論史學，則不能充分展示史學的民族特點與其中的深邃的史學思想。西方很多學人不了解這一層，卻偏要充“內行”，說什麼中國只有豐富的歷史典籍而沒有思想。除了無知與偏見，實則他們不懂中國民族文化的內在特點。

先秦諸子的爭鳴，是這個時期社會大動蕩情景的寫照。無疑，諸子的爭鳴，包括歷史觀點的爭鳴，是中國史學思想的重要的組成部分，對後世的史學思想產生重要的影響。這里有幾點認識要提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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