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中前進：中國經濟管理前沿問題研究

國際金融危機與管理（代序）
從「大蕭條」看中美兩國政府應對當前國際金融危機之策
凱恩斯的挹融資理論
中國流動性過剩的測度方法與實證
對產權市場定位的再思考
會計信息質量、融資約束與投資現金流敏感性
金融危機沖擊下的中國會展經濟
服務經濟理論演變
值得關注的管理學前沿：追隨問題研究
中央—地方政府關系和政策執行力：以外資產業政策為例
構建省直管縣市的扁平化公共行政體制
——一項關於市管縣體制改革的實證研究
韋伯倫理—經濟「理想類型」的道德哲學結構與歷史哲學取向
從《勞動合同法》看我國增長方式的轉變
跨國企業公司治理研究回顧與展望
公司創業理論：多重視角的現代觀點
隱性人力資本的激勵制度安排
人力資源管理的戰略效果：透視美國西南航空公司
技術創新：案例企業的經驗和啟示
中國企業國際化：資產利用、資產尋求與價值活動的區位選擇
——對中國家電行業的實證研究
中國本土汽車企業的能力建設
基於心理契約假說的企業文化理論和實證研究
——以中國電信集團公司企業文化管理為例
使命陳述與企業績效關系研究的最新進展
蘇寧企業文化研究：文化立業
附錄 《勞動合同法》與《勞動法》（含其他主要法規）的對比
后記

「告訴人們正確地做正確的事，是當代管理學的使命」，吾師周三多先生一語破的。當前正值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肆虐全球，如何選擇正確的應對方案並正確地實施？這對各圓的危機管理水平和全球治理能力，都提出了新的挑戰。

一、國際金融危機提出了新的營理課題

這次危機的嚴重性遠遠超出預期，從次貸危機轉變為金融危機，從發達國家蔓延到發展中國家，從虛擬經濟擴展到實體經濟，實體經濟再反過來拖累虛擬經濟，是上世紀「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危機。

危機尚未見底。現在危機仍在演化，深未見底。全球經濟整體衰退，國際貿易增速大幅下滑，全球投資步入近年低谷。據IMF最新預測，2009年世界經濟增長0.5%，其中發達國家增長為—2%，是二戰以來的最低速度。各國紛紛實行寬松貨幣政策，美、歐、日等利率水平均降至歷史低位，可能出現流動性陷阱。經濟下滑與通貨緊縮疊加，出現「滯縮」的概率增加。

危機的沖擊此起彼伏。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可分為三波，第一波沖擊金融領域，第二波是實體經濟，第三波是貿易保護主義。盡管G20峰會呼吁一年內不設置貿易壁壘，但各圍紛紛出台「獎出限人」措施，或對本幣大幅貶值。美國諉過於人，把危機責任歸咎於我國的高儲蓄，新任財長攻擊我「操縱」人民幣匯率，美國還提出了「產業回歸」、「買美國貨、雇美圍人」等觀點。世貿組織總干事拉米坦言，「非常擔心貿易保護主義大爆發」。最近美、英、德等國的大銀行又紛紛告急，出現了實體經濟再拖累虛擬經濟、產生惡性循環的苗頭。

危機的持續時間可能較長。國內外普遍將這次危機與「大蕭條」相比，當時世界貿易下降2/3，美國失業率高達25%、名義GNP下降50%、10年後才恢復到危機前水平，大蕭條還成為二戰的一個原因。但那時各國缺乏經驗，凱恩斯的政府干預、擴大內需主張尚未被普遍認同。現在各國應對危機能力顯著提高，危機的危害性應該低於「大蕭條」。但即使這次危機的危害只有當時的三分之一，後果也非常嚴重。現在全球對世界經濟形勢的判斷， 已不是「V」形或「U」形的爭論，而是「U」形的底部究竟有多長，也有人認為是「L」形。去年11月世行行長佐利克就認為，「目前的金融危機已經演變成經濟危機」。

危機是多重矛盾交織的結果。盡管當前危機的表象與過去有所不同，但其原因仍然是資本主義經濟周期的自身調整，是市場經濟「宏觀失靈」的再現，是國際經濟秩序內在矛盾的反映，是金融「天生不穩定」的表現，是泡沫經濟過度的必然結果，重演了金融危機「狂熱一恐慌一崩潰」的基本規律。從表層看，次貸危機的直接原因是「經濟政策失誤」、「金融創新過度」、「政府監管缺位」、「華爾街貪婪」等因素。從深層看，一方面是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後國際金融體制矛盾的暴露，美元體系和浮動匯率導致國際金融頻繁動盪，同時形成了「美國大量進差、東亞與石油輸出國大量順差、後者用外匯儲備購買前者國債」的圖際經濟失衡，這種失衡也是美國主動、其他國家被動參與的，是典型的「中心一外圍」關系。另一方面，危機也是經濟周期的正常反應，冷戰結束後全球經濟經歷了近20年的「長周期」繁榮，體制變遷與技術創新這兩大增長動力衰竭，需要深度調整。從根源看，依然是社會化大生產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馬克思說：「一切經濟危機的最根本原因，總不外乎群眾的貧困和他們的有限消費」。美國自70年代以來兩極分化加劇，致使有效需求不足，竭力准動「透支消費」。這次危機表明，美國長期負債消費的增長模式難以為繼，危機的根源仍然是消費不足與生產過剩。盡管資本主義也研究馬克思理論，創造了許多克服消費不足的辦法，但現實證明，這些方法最後只能導致危機在更深層次上發生。

危機並未耗盡資本主義的元氣。盡管危機對發達圉家的沖擊很大，但他們的經濟潛力還未發揮殆盡，其自身調整與更新能力依然強大，正如胡錦濤總書記指出的，當前和今後相當長一段時期，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的大趨勢不會改變，以科技進步和生產要素全球配置為基礎的經濟全球化趨勢不會逆轉，各國經濟相互聯系、相互依賴將繼續加強；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不會改變，合理的政府干預是為了維護市場機制的正常運行，及時糾正市場缺陷，發達國家的大規模救市干預也只是嚴重危機時刻的特殊舉動；美元作為主要國際貨幣的地位沒有發生根本改變，金融危機雖然動搖了國際社會對美元的信心，推動國際貨幣體系朝著多元化方向發展，但並沒有從根本上動搖美國和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主導地位；發達圍家綜合岳力和核心競爭力領先的格局沒有改變，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有所上升，但發達國家在經濟科技領域的優勢地位和在國際事務中的主導地位沒有根本改變。

危機考驗著各國的管理能力。發達國家采取了銀行國有化、給企業注資、降息、減稅等各種措施，積極參與救市，主動擴大內需，強化岳際合作，既要遏制危機繼續深入發展，又要促使經濟回升。發展中國家的宏觀管理能力受到嚴峻考驗，新興經濟體、單一能源資源出口岳面臨高額財政赤字、貿易赤字、資本外逃等困難，最不發達國家和弱小經濟體經濟更加脆弱，自身應對能力十分有限，面臨更大的經濟風險。如何准確預測全球風險？如何提前防范風險？如何應對全球性危機？這對各國都是一大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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