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社會學

第1章 環境社會學：一個求知的領域
地理和生物決定論的失敗
社會學者作為發展和進步的「推銷員」
古典社會學理論與環境
面對環境社會學的誕生：1970—2005
第2章 環境社會學的當代理論視角
關於環境衰退與破壞的兩個基礎性解釋
關於現代主義和環境改善的兩種規范性理論
一個主要論爭：真實主義與建構主義
超越自然/文化的分割：協同建構主義和關於「社會自然」的分析
第3章 環境話語
研究環境話語
環境話語的類型學
第4章 話語、權力關系和政治生態學
話語和政治生態學
水私有化案例
第5章 環境議題和問題的社會建構
社會問題的建構
環境問題之社會建構中的關鍵任務/過程
環境主張的聽眾
成功建構環境問題的必要條
第6章 媒體與環境傳播
制造新聞
大眾傳媒與環境新聞報道
結論
第7章 科學、科學家和環境問題
科學作為一種提出主張的活動
科學的不確定性和環境問題的建構
把環境問題定義為科學議題
現身：向世界傳播新的環境問題
科學與環境決策
科學在解決環境問題中的角色
管制性科學和環境
第8章 風險
風險與文化
風險的社會學視角
風險的社會定義
風險建構的「競技場」
權力和環境風險的社會建構
跨國視角中的風險建構
第9章 生物多樣性損失：一個全球環境問題的「成功之路」
背景因素
集成主張
呈現主張
抗爭主張
結論
第10章 邁向環境與社會的「突現」模型
模糊地帶
突現的社會學基礎
邁向自然、社會與環境關系的突現模型
結論
縮略語
人名索引
主題索引
參考文獻
譯後記

能夠將新作《環境杜會學》（第二版）介紹綹中圓讀孝確實是我的榮幸。該書中文版的出版適逢中國環境社會學研究處在一個董要的十字路口。正如洪犬用和肖晨陽對該額域的歷吏和未來發展方向的精彩介紹（參見國際杜會學會環境與社會研憲委員會資源網站），「自20世紀90車代中期以來，中國環境社會學孝的學科意識已經豆著增強，一個壹娶標志就是2007年6月首屆中國環境杜會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的戌功舉辦。來自中囝國內以及十幾個其他國家的環境學孝參加了這次會議，其中色括該頷域的一些傑出人物，例如R．鄧拄普（Riley Dunlap）、W．弗羅伊登伯格（William Freudenburg）和R．墨菲（Ray-mond Murphy）」。

洪教授和肖晨陽在其論文中恰當地強調了環境議題和環境問題的「杜會學」維皮。就此而言，他們指出了幾個關鍵方面：首先，環境囡素既是社會系統的壹娶組戚部分，又走社會運行的啻要條件；其次，杜會與環境之間的互動模式是復雜而具體的，環境問翅不僅僅是社會系統的某個局部失調所引起的，而是具有多重復雜囡素和作用機制；最后，逮些模式可職通過運用經驗方法和搜集經驗資料來進行有價值的研究。他們認為，中國環境社會學的核心理念應當足「承認並堅持環境與杜會之間具有相互制約、相互影響的五動關系」。環境社會學丘是在此框架內蹙枸的。我承認自然界具有難以置倌的不可預期性和力量，但我認為沒必要把它從社會中分離出呆齊看做獨立的社會行動孝，也沒必要將社會從環境中人為地分離出來。環境與社會之間的夾系明顯是互動性的，類似於墨菲提出的「跳舞」。在此過程中，有時自然界是「領舞者」，有時人類足「領舞者」。

洪教授和肖晨陽提到的「環境問題中社會因素的綜合性和復雜性」，也可以透過最近幾個月來在中國以及其他國家英文報刊中廣泛報遙的一個爭論來觀察。在過去的10年中，橫跨亞洲、歐洲和夷洲的養蜂人，都遘到了所謂「囡種群崩漬導致數十億蜜蜂完奎消失」的影響。在莢囝，這種狀況已經重創50%~90%的商業蜂房，威脅着一項每年價值140億美元的生意。雖然蜜蜂的消失不是假想的，但是其原因以及應對的最佳行動路線齊不吏很清楚，齊在一些方面引發了敖烈辯論。養蜂人說蜜蜂是人類對環境所作所為的一個「晴雨表」，空室的蜂巢是「生態危杌迫近的一種先兆」。罪魁禍首似乎是一種被發現酌「以色列急性麻痹」（Israeli acute paralysis）病毒，該病毒吏由一種吸血蹣類攜帶傳播的。但是，蜜蜂實際上攜帶着很多種潛伏病毒，只有當蜜蜂的免疫系統弱化和受到損害時，這些病毒才成為一個問題。在此，各種解釋出現了分歧。一些人譴賁種植著使用新的化學殺蟲劑，這些殺蟲劑據詵干擾了蜜蜂的導航系統。另外一些本則指責貪婪的養蜂人、經紀人和種植孝讓蜜蜂過度工作，擾亂了它們的自然循環，由此導致壓力增加和免疫失靈。一些環境主義著則指出，單一栽培的極瑞措施由於提供營養上不均衡的花粉而導致了蜜蜂的營養失調。不過，各方的共識是：吸血蹣類「對養蜂人試圖殺死它們的化學品變得日益具有抗藥性」（Bcnjamin，p．27），而種群崩潰對亍人類和環境的潛枉威脅是嚴重的。

很明顯，由此例子可以看出，環境威脅的趨勢與不確定性、仝球化、政治經濟以及社會楚枸都無情地爻織在一起。現代工業化的農業及其對奈蟲劑、抗生素、連續授粉的使用，以及各類單一作物農場，似乎應該吏譴責的對象。但是，究竟怎樣「型構」這種問題以及如何應對它，還不是很清楚。亭實上，導致種群崩潰的原因可能是多重的，就像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許多原始湖泊和楓樹林之「死」，最終發現是由於多種原囡造戌的，其中「酸雨」並不是唯一的原因。

在《環境社會學》（第二版）中，我介紹了一種新的關於「自然、杜會和環境關糸的災現模型」，在此模型中我們與自然的芙糸被概念化為既是流動多變的又是即時生戍的。我的意思吏環境的各種威脅和可能性絕對不是靜止不變的，而是一直處於不斷變化中，由此需要一種隨角色、結構、回應和理解而變化的動態「曲目」。換句話說，我們在從亨某種連續不斷的「社會學習」過程。這一點在各種災難的情景中尤其明顯。在災難中，現存的權威結構和溝通渠道被暫時性破壞了。最近的一個例證吏：2008年5月12日，中國四川省發生了大地震，死亡人數成千上萬。地震發生后，出現了許多突現的社會現象，特列是由私人企業雇員和非跤府紐織成員組成的志願者團體，以及仝國范圍內自發的對於不幸的集體表達。余震的可能性，以及爆破大壩而引發大洪水的可能性，制造了一種不確定啪、模糊的情境，由此導致流言的傳播，斯布坦尼（Shibutani）把它稱做「即時創作的新聞」。

但是，突現的核心點不必局限於包括大量緊急亨件的情形。在過去的20年里，中國發生的朝向更為市場導向的、消齎杜會的歷史轉型，其自身就是一種突現現象。例如，劉春（Liu chun）已經指出：「市場導向下的住家的突現，已經改變了傳統社會主義的面貌，齊帶柬了新的社會群體和杜會關系」（P.36）。基於一頊杜區環境爭議（該爭議與深圳一香港西部走廊高逮公路頊回有關）的參與性觀察研究，劉春探討了該工程的支持孝與反對孝利用的七種類型的正義化（家庭、公民、科學、集體價值、市場價值、法律規則和環境價值）。這些類型的正義化如何被采用、拋棄、操縱和協商是一個動態的、變化的過程。

最后，正如洪犬用教授和肖晨陽所強調的，環境治理是中圉社會轉型的另一個方面，這種治理是不斷變化的。他們指出，目前的環境治理是由正式機構所支配的，也是脆弱的，並且不是十分有效的。環境治理結枸與手段的爻阜，必須考慮讓更多的公眾參與。這一點對我而言，似乎吏環境杜會學家們可以有效利用強調突現與杜會建枸的社會學解釋模型的另外一個頷域。

約翰·漢尼才艮 （jJohn Hannigan）
多倫多大學（University of Toronto）
2008年6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