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於我，已經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將近三十年的寫作生涯，卻在最近的十余年來，無論是寫作之後，還是寫作的過程之中，我都不能再在寫作中得到怎樣的歡愉。之所以還這樣一天天地堅持寫著，是因為我的年齡和身體，都不允許我再有一次職業選擇。
和活著必須吃飯一樣，寫著是為了證明我還在這個世界上呼吸和走動，還在和朋友、讀者交流和私語。還有著和人掏心說話的願望和可能。如果有一天我不再寫作了，那不等於我已經死去，只是說我已經不願意再和人說話交往；不願意面對這個世界發出自己獨有的聲響。
面對這個現實的世界，我已經魂靈出血。
家鄉的那一隅土地，除了早已安葬了我的爺爺、奶奶之外，我的父親也在黃土之下靜靜地躺了二十幾年，怕現在透視父親的墳墓，腐骨和棺材都已經和黃土水乳交融。而我的母親，也已經七十幾歲，每當想到她人生最後的一幕，我都會不寒而栗，長時間的無言無語，感到生命飄零的無著無落。姐姐、哥哥、嫂子和我的那些
男甥女，他們是我與那塊土地痛心的牽掛。我總希望他們能比周圍的人活得好一些，可我的寫作給他們使去的努力，無異於一縷淡光企圖照亮黑夜一樣。最終，他們依然還是他們。那種煩亂艱辛的生活，也還是他們必然的命運。
家庭和我身處的這個混雜闊大的北京，因為妻子、兒子日常間的煩惱和微笑，讓我感到了我與這個京城的世界最為細微的聯系。如若不是這些，北京與我，將會是沙漠與孤獨行走的一只駱駝的關系。一九八九年的某個深夜，我獨自漫步在長安街上，內心對京城和都市的憧憬，還如朝陽對大地的貪婪。可是現在，我對北京膨脹、繁華、現代的大街小巷，都感到隱隱的厭惡和慌恐。
從懵懂記事伊始，直到我四十歲左右，每每想到死亡，內心都有著顫栗的恐懼。可是這兒年，漸漸地覺得面向死亡，竟可以坦然對待。前年八月，獨自在北京五環外的十三號地鐵線上漫步走著，被夕陽一照，我突然有了一個卧軌的念頭，並且果真在那地鐵路上站了許久，直到火車從我身後隆隆駛來，鋼鐵的聲音砸中我的腦殼，我才從鐵軌上慢慢走開。去年和一個朋友爬上香山，站在懸崖邊上，我又幻出縱身一跳的念頭，並且覺得那崖下山清水秀，風光獨好。就是前些日子，我在寫著我小說中無家可歸的一個人物，偶然離開書桌，看到窗外樓下的一起車禍，還覺得我小說中的人物不是沒家，而是他已經在生活中真正迷失，為了貪婪生命而苟且地活著，連近在眼前如車禍那樣真正的一條回家的途道，他都已經視而不見。當然，這些一閃而失的念頭，大約不會引導我走向另外一條途徑。我知道就是為了我的兒子和老家晚輩那些甥男
女們，為了讓他們多喚我一聲叔叔或舅舅，我也會安然地活著。可是，對死亡的恐懼仿佛已經消失，甚至覺得每每想到死亡，都會有一種內心的慰藉，飄冉冉地升上來，這不知是一件好事，還是一件壞事。
懷念某些時候，面對現實，我是多麽想在現實面前吐上一口惡痰，在現實的胸口上踹上幾腳。可是現在，現實更為的骯臟和混亂，哪怕現實把它的褲襠裸在廣眾面前，自己卻也似乎懶得去多看一眼，多說上一句了。
面對愛情和仁慈，曾經哪怕是一片僅有的綠葉，自己都會把它看作是旺茂的春天。可是現在，哪怕果真是一片旺茂的春色，自己都會疑懷這是冬天捐贈給我們的一種欺騙，一種偽色。
朝現實的胸口踹上一腳的勇氣還在，卻是沒有了力氣。願意在仁慈面前雙膝下跪，就像跪在祖先的墳前一樣，卻又分辨不清仁慈的真偽。於是，就在自己的寫作中默默地淌著靈魂的血汁，讓那些粗糙或細膩、節簡或多余的文字，成為魂靈出血的聲響，成為寫作的緣由和根本。可是，總又拷問自己這些文字存在的理道和依據。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出文集時我曾經為過去作品的粗糙而嘆息，說過回頭一望而傷感的話。現在，十年之後，再次出這樣的系列時，我不為我的作品而傷感，只為這個世界和我只能面對這個世界而寫作感到傷感和無奈。十幾年之前的寫作，作品多有重復粗糙，卻也多有情感和真摯；十幾年之後的寫作，面對讀者，就是批評如潮，唾液飛濺，我都不再汗顏和自責，因為只有我明白，我也堅信，我的小說確實是我靈魂流血的一種汩汩之聲。
需要警惕和告白的是，當靈魂之血流干之後，我能否把我活著但幾近腐枯的身軀中的那點骨髓，當作最後的墨汁，能否在無力與人言語時，讓我的筆從手中消失而真正的沉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