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間有與無

自序:三十年間有與無
1978:尋找，但不知在尋找什麼
1979:那漸漸遠去了的風聲、雨聲、讀書聲
1980:回望上世紀八十年代第一春
1981:「團結起來，振興中華!」
1982:上帝已死，我們再無托詞
1983:立誓忘卻，卻是忘而不卻
1984:知的執著與思的迷惘
1985:西西弗斯的神話
1986:人有一千個靈魂
1987:「讓世界充滿愛」
1988:邊緣狀態的自我意識
1989:How to live above your problems
1990:「祥和」與「足球是圓的」
1991:「猛拍闌干思往事，一場春夢不分明」
1992:在樂觀與悲觀之間
1993:「后」之情緒性體驗
1994:鍾聲為誰而鳴?
1995:時有微涼不是風
1996:三十年前那一天
1997:何以至此
1998:共和國第三代人
1999:世紀末獨白
2000:數字化與全球化
2001:「過去是不會死的，它甚至還沒有過去」
2002:可怕的是習以為常
2003:非典型年代的非典型事件
2004:殺死一只知更鳥
2005:像一只鵝一樣大聲叫嚷
2006:狼奔豕突，天地玄黃
2007:行走的夢想
2008:只說小事
代后記:哲學是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時代

於是，中華帝國大概是僅有的一種軸心文明，其中的知識分子（盡管他們確實屬於高級團體）是這些文明基本框架的中心和半壟斷團體，使中華帝國體系成為葛蘭西式專一制的最好例證。但是，這種專一制同時又具有一些明顯的、自相矛盾的特征。其中最重要的是，文化精英的活動與政治精英的活動之間的區別不那麼明顯，並缺乏自治的組織基礎。他們的結構與那個任用了10％一20％文人總數的國家官僚制度的結構是一致的。除了一些學派或書院以外，他們沒有自己的廣泛組織，也沒有自治組織與權力資源。僅在一個領域內，即教育領域，他們確實發展了一些自治組織與結構。然而，即使在這一領域，這些活動具體的特定作用也常常與政治——行政背景密切結合，並以之為導向，而與次級精英及處於權力范疇邊緣的領袖人物們的活動相應地存在隔閡。

魏斐德的分析清楚表明，中國社會控制機制最為重要的因素，是各個中心城市之間、各派別、秘密社會以及各領導層之間，在思想上和結構上的薄弱關聯，這種薄弱關聯也體現在各精英團體之間。

——艾森斯塔德（Shmuel N．Eisenstadt）

《三十年間有與無》是應北京曹保印先生之邀為《新京報》寫的一個專欄，原來說好每周—期，每期兩千來字；由於今年事多，從今年3月開始，一直到現在也還沒有登完，而文章是8月初就寫好了的，想在奧運會這一最大的事開始前以「說小事」的形式結束有關這三十年間個人經歷的敘述。

這三十年不僅是我個人生命發生轉折的三十年，我們國家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相信在這三十年間，每個人世世代代居住的地方都已變得面目全非，我也相信「吃飽飯」不再是一句天方夜譚式的笑話，因為它已根本不再是一個問題。

我住在上海，抬頭向浦東望去，那里高樓林立，其密集程度與形狀之各異，只是過去想象中的西方社會最發達地區才會有的景象，但是去了西方一看，才知高樓遠非我們這樣密集。

但我並沒有多少想歌頌、想贊美的沖動。

在地鐵里，年輕人覺得這一切都理所當然，沒有什麼好奇怪的；只有像我這樣年齡的人，才小心翼翼地東張西望，知道這個國家正發生着怎樣的變化；這種變化除了能看見的，還包括着不見的，除了自己能想通的，也包括完全想不通的。生活中的一切離夢想越來越近（上初中時讀《科學家談二十一世紀》都沒有想到生活會變成這個樣子），但又似乎離清醒時的目標、目的越來越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