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兩大舉世皆知的歷史遺存,一是凝固的萬里長城,一是流動的絲綢之路。絲綢之路所貫穿的遼遠而廣闊的地區,歷來冠之以「西域」的稱謂。
《西域探險史》以探尋西域物質和精神的寶藏為主旨,倡導嚴謹的科學與優美的語言並重齊強,以求獨具風格,別有洞天。本書是關於西域古道探秘的專著,主要包括了:周穆王辟荒巡游西域、張騫「鑿空」西域、玄奘書寫今古傳奇、邱處機暮年長征雪山、林則徐探察天山南北東等方面的內容。
西域是一座迷宮,鎖住的秘密大多。拂去塵埃,珠寶才能放光,寶藏必定驚世。
作者王嶸是一個地道的西部人。他有西部人的魂魄,氣質,精神。他對西部的情感,真愛與激情,無疑體現和滲潤在《西域探險史》這部著作中。他在擁抱西部的同時,也擁抱著整個世界。他的眼光不僅僅局限在西部,西部只是他胸懷中的一境。王嶸是大胸懷、大境界、大思想的人。從他對西部的情感,可以看到他對整個世界的仁慈與真愛。
目錄
引言
第一章 先秦時期西域探險
一、先秦時期西域探險史述
二、主要探險考察人物傳
第二章 兩漢時期西域探險
一、兩漢時期西域探險史述
二、主要探險考察人物傳
「鑿空」西域 張騫功名蓋世
三度天山馮 嫽? 瀉瀾
「定遠」邊陲 班超孤膽英雄
第三章 魏晉南北朝時期西域探險
一、魏晉南北朝時期西域探險史述
二、主要探險考察人物傳
法顯忘死天竺求法
宋雲探訪西域內情
第四章 隋唐五代時期西域探險
一、隋唐五代時期西域探險史述
二、主要探險考察人物傳
舍命西行 玄奘書寫今古傳奇
探索發現 岑參詩作考察報告
第五章 宋元明時期西域探險
一、宋元明時期西域探險史述
二、主要探險考察人物傳
王延德奉旨出使西州
邱處機暮年長征雪山
陳誠餃命五使西域
第六章 清朝時期西域探險
一、清朝時期西域探險史述
二、主要探險考察人物傳
祁韻士萬里行程記
徐松與《西域水道記》
林則徐探察天山南北東
縱橫新疆左宗棠
懷念父親
懷念王嶸
後記
第一章 先秦時期西域探險
一、先秦時期西域探險史述
二、主要探險考察人物傳
第二章 兩漢時期西域探險
一、兩漢時期西域探險史述
二、主要探險考察人物傳
「鑿空」西域 張騫功名蓋世
三度天山馮 嫽? 瀉瀾
「定遠」邊陲 班超孤膽英雄
第三章 魏晉南北朝時期西域探險
一、魏晉南北朝時期西域探險史述
二、主要探險考察人物傳
法顯忘死天竺求法
宋雲探訪西域內情
第四章 隋唐五代時期西域探險
一、隋唐五代時期西域探險史述
二、主要探險考察人物傳
舍命西行 玄奘書寫今古傳奇
探索發現 岑參詩作考察報告
第五章 宋元明時期西域探險
一、宋元明時期西域探險史述
二、主要探險考察人物傳
王延德奉旨出使西州
邱處機暮年長征雪山
陳誠餃命五使西域
第六章 清朝時期西域探險
一、清朝時期西域探險史述
二、主要探險考察人物傳
祁韻士萬里行程記
徐松與《西域水道記》
林則徐探察天山南北東
縱橫新疆左宗棠
懷念父親
懷念王嶸
後記
序
這是王嶸最后一部學術著作《西域探險史》,我有幸成為此書的第一讀者,但我受托寫序的筆卻遲遲不能落下。腦海里一直縈繞着王嶸生前的·形像:在極其文靜的微笑背后隱藏着激情澎湃和充滿探險、探奇,敢於挑戰一切、勇於超越自我的心,這就是早以作家馳名,晚年卻痴迷地走入學術殿堂的王嶸。正因為如此,「西域探險史」赫然成為王嶸遺作的書名。
「探險」一詞在漢語文獻中很少有人使用,僅在《徐霞客游記》中偶見。但卻廣泛出現於外國學者的中國之行,尤其是敦煌、西域考察之行,並幾乎成為西方人的專利。其實它的英語對應詞explore本身就具有探險、探奇、探究真理等多重涵義。
我跟王嶸的認識緣於1992年「中國一瑞典斯文赫定西域考察」的一次考察活動。王嶸是這次考察活動的倡議者、組織者和主持者之一,也是這次考察(「探險」explore)的中方團長之一。這次西域考察也可譯為西域探險,其關鍵行程是橫穿號稱「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瑪干大沙漠。我作為新疆社會科學院唯一的學者參加了這次考察,我們成功地完成了這項壯舉。作為學者的我和久為作家的王嶸本來涇渭分流,正是這次explore促成了我們之間的相識相交,且由此而成晚年莫逆,真是天賜緣分。現今我和王嶸共立胡楊林中的照片已成為我們友誼的永恆紀念。雖然在此之前,王嶸早已開始主編《新疆藝術》,從中得到豐富的學術積累,開始初步實現從作家到學者轉型的醞釀過程,但其真正轉型仍應溯源於這次西域考察探險的活動。此行結束后王嶸的史學靈感一發而不可收拾,不僅參與主編了《西域考察與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而且以極快的速度先后出版了《無聲的塔克拉瑪干》(山東畫報出版社,1997年)、《西域文化的回聲》(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00年)、《塔里木河傳》(河北大學出版社,2001年)、《昆侖迷霧——於闐》(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故國尋夢——高昌》(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古道之謎》(四川文藝出版社2003年)、《古寺之謎》(四川文藝出版社,2005年)。作家出身的王嶸在改治史學的過程中顯示出其獨特的四大優勢:
一、劉知幾在其名著《史通》中早已提出一個優秀的史學家必須史德、史識、史才、史筆並重,史德就是重視歷史的真實性,史識就是具有歷史的反思性,史才是指寫作史書的承載力和承載量,史筆就是專指文筆。對此,現代史學專業人員最好的成績也只能做到前三點,王嶸的作家出身卻以其史識和史筆獨擅勝場,令人耳目一新,成功地贏得了眾多的青睞。歷史本來是枯燥的,他的生花妙筆卻獨能化腐朽為神奇,寫出歷史文化的厚重感,發揮了以古老切入現代,以現代詮釋古代,凝為一股神秘的合力與一種無聲的電波,充分撞擊人們心扉的效果。
二、歷史乃逝去時間與空間的總和,它本身原本是一種冷峻的客觀存在,正統的史學家也要求必須以同樣的客觀心態去面對歷史上發生的一切。但太冷靜了就會將本來充滿英雄主義壯歌的歷史變得漠然如冰,失去其感染活力,使波濤洶涌的活水變成平淡無奇的死水。文學家則都具有激盪的熱情,豐富的內心生活,以此來觀察歷史必定加入濃烈的感情,王嶸筆下的歷史無不具有這樣的特色。其行文無不點面結合,文史結合,厚重的學術氛圍與優美的文筆,警睿的哲思相結合,找回了古老的生命,並且真正聽到了它的歷史回聲。
三、歷史的內容包羅萬象,政治史、經濟史、文化史無不屬於歷史研究的內容,傳統的中國史學總是以政治史為軸心,這種觀念在十年「文革」期間被張揚到了極致。建國初年在蘇聯史學的影響下,被定義為「基礎」的經濟史的地位空前上升,壓倒了被定義為「上層建築」的政治史,對於普通讀者而言,經濟史更加乏味。王嶸研究的歷史卻總是以文化史為主,同當代世界西方史學主流不謀而合。《西域研究》1999年第1期發表了他的《高昌墓葬「伏羲女媧圖」的文化學意義》《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2期發表了他的《對西域的深層次發現》,以上都是正規的學術刊物,標志着王嶸大踏步走入學術殿堂及其事業「探險」與自我超越的成功。
……
「探險」一詞在漢語文獻中很少有人使用,僅在《徐霞客游記》中偶見。但卻廣泛出現於外國學者的中國之行,尤其是敦煌、西域考察之行,並幾乎成為西方人的專利。其實它的英語對應詞explore本身就具有探險、探奇、探究真理等多重涵義。
我跟王嶸的認識緣於1992年「中國一瑞典斯文赫定西域考察」的一次考察活動。王嶸是這次考察活動的倡議者、組織者和主持者之一,也是這次考察(「探險」explore)的中方團長之一。這次西域考察也可譯為西域探險,其關鍵行程是橫穿號稱「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瑪干大沙漠。我作為新疆社會科學院唯一的學者參加了這次考察,我們成功地完成了這項壯舉。作為學者的我和久為作家的王嶸本來涇渭分流,正是這次explore促成了我們之間的相識相交,且由此而成晚年莫逆,真是天賜緣分。現今我和王嶸共立胡楊林中的照片已成為我們友誼的永恆紀念。雖然在此之前,王嶸早已開始主編《新疆藝術》,從中得到豐富的學術積累,開始初步實現從作家到學者轉型的醞釀過程,但其真正轉型仍應溯源於這次西域考察探險的活動。此行結束后王嶸的史學靈感一發而不可收拾,不僅參與主編了《西域考察與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而且以極快的速度先后出版了《無聲的塔克拉瑪干》(山東畫報出版社,1997年)、《西域文化的回聲》(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00年)、《塔里木河傳》(河北大學出版社,2001年)、《昆侖迷霧——於闐》(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故國尋夢——高昌》(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古道之謎》(四川文藝出版社2003年)、《古寺之謎》(四川文藝出版社,2005年)。作家出身的王嶸在改治史學的過程中顯示出其獨特的四大優勢:
一、劉知幾在其名著《史通》中早已提出一個優秀的史學家必須史德、史識、史才、史筆並重,史德就是重視歷史的真實性,史識就是具有歷史的反思性,史才是指寫作史書的承載力和承載量,史筆就是專指文筆。對此,現代史學專業人員最好的成績也只能做到前三點,王嶸的作家出身卻以其史識和史筆獨擅勝場,令人耳目一新,成功地贏得了眾多的青睞。歷史本來是枯燥的,他的生花妙筆卻獨能化腐朽為神奇,寫出歷史文化的厚重感,發揮了以古老切入現代,以現代詮釋古代,凝為一股神秘的合力與一種無聲的電波,充分撞擊人們心扉的效果。
二、歷史乃逝去時間與空間的總和,它本身原本是一種冷峻的客觀存在,正統的史學家也要求必須以同樣的客觀心態去面對歷史上發生的一切。但太冷靜了就會將本來充滿英雄主義壯歌的歷史變得漠然如冰,失去其感染活力,使波濤洶涌的活水變成平淡無奇的死水。文學家則都具有激盪的熱情,豐富的內心生活,以此來觀察歷史必定加入濃烈的感情,王嶸筆下的歷史無不具有這樣的特色。其行文無不點面結合,文史結合,厚重的學術氛圍與優美的文筆,警睿的哲思相結合,找回了古老的生命,並且真正聽到了它的歷史回聲。
三、歷史的內容包羅萬象,政治史、經濟史、文化史無不屬於歷史研究的內容,傳統的中國史學總是以政治史為軸心,這種觀念在十年「文革」期間被張揚到了極致。建國初年在蘇聯史學的影響下,被定義為「基礎」的經濟史的地位空前上升,壓倒了被定義為「上層建築」的政治史,對於普通讀者而言,經濟史更加乏味。王嶸研究的歷史卻總是以文化史為主,同當代世界西方史學主流不謀而合。《西域研究》1999年第1期發表了他的《高昌墓葬「伏羲女媧圖」的文化學意義》《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2期發表了他的《對西域的深層次發現》,以上都是正規的學術刊物,標志着王嶸大踏步走入學術殿堂及其事業「探險」與自我超越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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