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2年，牛津大學的神學家、后來成為英國紅衣主教的紐曼，寫了人類歷史上第一部專門探討大學的專著《大學的理念》。由此，關於大學的研究逐漸成為一個新的研究領域，參與討論的不僅有大學校長、高等教育專家，也包括哲學家、科學家、思想家、政治家等等。這並不是完全出於「學術興趣」，主要還是因為近世以來大學教育——乃至人類的文化生產、精神生活——遭遇的危機。
大學成為社會發展的中心議題之一是近百年的事。中世紀的大學，是一種遠離塵囂、修道院式的小型學院，被喻為「僧侶的村庄」。早期的西方大學在擺脫了教會的附庸地位之后，逐漸成為學者自給自足的學術機構，在圍牆后面靜悄悄地從事學術探索和知識傳授活動，是名副其實的「象牙之塔」。紐曼所堅持的，正是這種歐洲古典大學的傳統，也是那個時代人文學者關於大學教育的主流認識。他從大學（university）的邏輯起點上判定大學是傳授普遍（universal）知識的地方，而非狹隘的專業知識。大學教育的目的是理智訓練，發展人的理性。在那個時代，大學的職能是清晰和單一的，是傳授知識而非發現知識。紐曼揶揄地發問：「假如大學的宗旨是科學上的發明和哲學上的發現，那麼我不明白大學要學生做什麼？」
然而，那時的歐洲大學已經不是古典人文主義的一統天下。從培根、斯賓塞開始，關於什麼是有用的知識的討論就沒有停止過。挾工業革命的強勁動力，功利主義、科學主義的涓涓細流逐漸洶涌澎湃，與源遠流長的人文主義傳統成二水分流之勢。紐曼雖然未能對科學革命作出積極的反應，但揭開了這場持續至今的關於大學之道的爭論。
正是從那時起，大學開始了由邊緣向中心的轉移和加速發展的過程。英式傳統大學的理想逐漸黯淡，新的明星是德國的研究型大學，它是由洪堡創立的柏林大學奠定的。在教學之外，洪堡確立了大學學術研究的功能，使大學真正成為研究高深學問的機構、科學與學術的中心。他奠定的大學自治和學術自由的價值，成為現代大學的基本准則。
20世紀以來，伴隨着政治民主、經濟增長、科技革命、人口激增、知識爆炸等進程，大學的功能和面貌發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變化。德國大學的模式漂洋過海，與美國的實用主義精神相結合，由「贈地學院」生長出的為地方和社區經濟發展服務的功能，打破了學院和社會的藩籬。大學不容置疑地成為現代社會的「軸心機構」，成為社會的知識工廠和思想庫，成為科技進步的「孵化器」和經濟發展的「加速器」，成為社會服務的「超市」和「加油站」。布魯貝克高度評價了這一變化：上大學已經成為現代人的一種生活方式，而且，人們向它探求的不僅是知識，不僅是關於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重大判斷和決策，還包括對人類命運的信念，包括關於如何區分善惡、真理和謬誤之類的問題。「在以往的時代，這些問題的答案看管人是牧師和各王朝的國王、皇帝、朝臣、官吏和部長。但今天，所有這些人都必須讓位給全體學者。」因為「在認識事物、認識真理與謬誤方面，現代世界中還沒有什麼社團比大學學者社團犯的錯誤更少」。通過吸收知識和運用知識來拯救自己已經日益成為「現代人的宗教」，大學同時也成為「社會的良心」，成為現代社會「世俗的教會」。
在社會現代化和世俗化的過程中，大學所發生的變化不都是令人歡欣鼓舞的。關於現代大學的功能和使命、學術自治和學術自由的邊界、政府和國家力量干預的限度、大學參與社會的程度和方式等，一直是高等教育哲學的基本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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