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夢新知：「十七年」小說論稿》面世四年後，又能以「十七年」小說研究為專題，再出一本新書，對於我，無疑是奧運之年的一個驚喜。
我出生在五十年代初，幾乎與新中國同齡，這代人如今早過了「知天命」的歲數；
「十七年」結尾即1966年出生的人，也過了「不惑之年」。我不期盼今天的讀者對「十七年」小說還有興趣，追逐新潮是人類普遍的天性，時尚引領著社會潮流，這是今天不爭的事實。但不那麽時尚的事，也會有人去做，拿眼前「十七年」小說研究這件事，就不那麽「時尚」。所以有位朋友非常誠懇地對我說，你的想法大概要等五十年後才有定論。我明白，他不好意思說出那句話的潛台詞：你看不到結果了。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人總要現實一些。
從最初的「論稿」到經過補充修訂的《熱風時節：當代中國「十七年」小說史論（1949—1966）》，並非出自怎樣服務社會的高尚動機，實在是為擺脫自己的某種焦慮。除了對原作字句的修改和調整，為方便讀者閱讀，我把原書的附錄「亦新亦舊的『新時期』小說」改為第六章，以順延前面五章的時序，增加了第七章的五節）和一篇「前言」，總共大約十萬字篇幅。
我在《舊夢新知：「十七年」小說論稿》「後記」曾說，在博士學位論文《五十年代小說藝術類型論》的答辯中，有老師提出：「藝術類型研究的方法對這一時期政治運動所產生的影響似有所忽略。」老師的意見「拓展了我的研究思路」。刀阝本書是一次嘗試，也是一種探索，運用後現代理論的研究方法，發現在文學被規約、撒播與移植過程中，「十七年」小說所覆蓋的是一個極為生動而復雜的文化網絡，其中不僅有政治和經濟，也有藝術和傳統，歷史與民俗，等等。在此意義上，「十七年」小說好比由多種因素促成、浮出海面的冰山一角。分析這一時期小說形成和演化過程，發現其中一些重要的歷史扭結，比如關於「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激進年代的傳統回流」、「階級斗爭小說模式」等，使思路延伸至不同領域，開闊了研究視野；也對以往那些陷在非此即彼、簡單僵死的思維方式里，對「十七年文學」得出的一些自相矛盾的結論，有了一個自己的解答。
由於這種發現牽引著我，該書在這些環節下的力氣較多，來不及對一些作家作品做更深人的個案分析，雖然文字中也有展開，但馬上覺得寫作進度似乎被凝固了，也不大符合全書的體例。於是「論稿」完成後，我有一種不安：盡管後現代理論給我一定啟發，但它們比較適用於對歷史的總結，確切地說，為重述歷史開放思路；不可能成為本土寫作與接受的先導。只有深入到作家作品的個案研究中，才有對當代小說本土進程更清晰的把握。這樣，我從
05年至08年，陸續完成《回想「春暖時節」———份大躍進年代的女性寫作個案》、《關於「十七年文學」研究的歷史反思——以趙樹理小說為例》、《周立波小說的唯美傾向》、《觀念與小說——關於姚雪垠的五卷本〈李自成〉》和《王蒙與（王蒙自傳〉：以寫作反抗「幻滅」與虛無》，以彌補這方面不足。我非常感謝華東師范大學思勉高等人文研究院的羅崗教授，他建議我把後來有關「十七年」小說的個案研究另辟一章，並幫助我聯系出版事宜，使我又有機會，把自己的研究所得呈現給讀者，就教於方家。
另外，本書增加一篇「前言」，概括說明我對「十七年文學」研究狀況的一些看法，也作為從《舊夢新知》到《熱風時節》的過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