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四書學研究

序
導言
一、《四書》與「四書學」
二、研究緣起及文獻綜述
三、寫作構想與研究方法
第一章 元代四書學興起的歷史文化背景
第一節 趙復與四書學北傳
一、趙復北上傳學始末考略
二、四書學北傳與北方學風
三、楊惟中、姚樞與四書學傳播
第二節 元初「以儒治國」的文化政策
一、元世祖前蒙古可汗與儒士儒學
二、忽必烈「儒治觀」的形成及其反復
第二章 元代四書學官學地位的制度化
第一節 南宋至元四書學的歷史命運
一、「偽學」之厄：四書學與「慶元黨禁」
二、從民間到官方：四書學與「端平更化」
三、傳統的隔閡與彌縫：元仁宗前的四書學
第二節 「延科舉」與四書學官學地位的制度化
一、從「戊戌選試」到「延科舉」
二、「延科舉」與四書學官學地位制度化
第三節 官學地位制度化與元代四書學的嬗變
一、官學地位制度化與元代學術風氣的四書學轉向
二、官學地位制度化與四書學在元代教育領域的傳播
三、官學地位制度化與元代四書學的科舉化特征
第三章 元代四書學的地域分布與學術師承
第一節 元代四書學的地域分布及其特點
第二節 元代四書學者學術師承考略
第三節 元代四書學分布格局再探析
一、元代四書學江浙、江西行省的點狀分布
二、元代四書學區域流向之大勢
三、元代四書學分布格局探因
第四章 元代四書學北方諸學派
第一節 元代北方四書學的傳承譜系
第二節 許衡與魯齋學派的四書學
一、「《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
二、「一以朱子之言為師」
三、「其言切近精實，人所易曉」
第三節 劉因與靜修學派的四書學
一、「取文公書，會粹而甄別之」
二、「簡嚴粹精，實於《集注》有所發焉」
三、「《語》、《孟》，聖賢之成終者」
第四節 陳天祥與《四書辨疑》
一、《四書辨疑》對《四書集注》的批評
二、《四書辨疑》對《四書集注》「或日」等處的辨析
三、《四書辨疑》對《四書集注》的補闕
四、《四書辨疑》的學術價值與學術取向
第五章 元代四書學南方諸學派
第一節 元代南方四書學的傳承譜系
一、元代四書學宗朱學派的分脈
二、元代四書學南方其他學派
第二節 金履祥、許謙與北山學派的四書學
一、金履祥與《論孟集注考證》
二、許謙與《讀四書叢說》
三、元代北山學派四書學的學術特征
第三節 吳澄與草廬學派的四書學
一、「朱子訓釋《四書》，微辭密意，日星炳如」
二、「中古之統」、「近古之統」
三、「於朱陸二氏之學互有發明」
附錄：袁明善《四書日錄》佚文輯錄
第四節 陳櫟、胡炳文、倪士毅與新安學派的四書學
一、「（取）戾於朱夫子者刪而去之」
二、「懼諸家之說，亂朱子本真」
三、「其（《四書大全》）詳其簡或多不如倪氏」
結語
一、元代四書學的學理價值及學術史地位
二、元代漢儒的「夷夏觀」與元代四書學
附錄 元代四書類著述考
主要參考文獻
後記

一個歷史悠久的偉大民族，必然產生與其地位相稱的偉大經典。這種偉大的經典，誠如美國學者阿德勒所言，「每一部書都以獨特的方式提出人所必須面對而且經濟發生的基本問題，因為這些問題從不曾完全解決，這些書便成為知性代代相傳的來源與不朽名作」。當然，這些經典雖然以最清晰、最簡單的方式描寫人類心靈所面對的最困難的主題，卻並不容易讀。偉大書籍含有多層深意，自然便顯示它的富麗，它們引出了各種注釋，「其他書我們只要讀一遍就能洞悉無遺，但是偉大的書籍，卻讓人鑽研不盡。它們是啟發智慧的源泉，永不枯竭」。宋代理學家極為推崇的《四書》，就是這樣的經典，這樣經得起不斷詮釋的偉大的書籍。

《四書》是由《論語》、《孟子》和《禮記》中的《大學》、《中庸》聚合而成，這四部書成為儒學核心典籍，是歷史選擇的結果。《論語》、《孟子》不用說，二書反映了孔子、孟子的基本思想和政治主張，歷來為統治者和士人所重視，尤其是《論語》，漢唐千百年間被視為士人務必精熟之書。《大學》、《中庸》相傳分別為孔子的弟子曾參、孔子之孫子思所作，內容涉及安邦定國的根本理念和深奧的心性哲學，自漢代起，也逐漸為人所重。《漢書·藝文志》中，有《中庸說》兩篇；《隋書·經籍志》中，有劉宋散騎常侍戴（禺頁《禮記中庸傳》二卷、梁武帝蕭衍《中庸講疏》二卷、《私記制旨中庸義》五卷。至唐代，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為了對抗佛教，給自己的「道統」說尋找經典依據，特地挑出《大學》，着力加以宣揚。而其弟子李翱，則尤為尊信《中庸》。至宋代，學者致力於理學的建構，以上幾部書繼續受到推崇，為《孟子》一書還出現了所謂「孟子升格運動」。其間，程（景頁）、程頤兄弟二人的努力起了重大作用。當然，「四書學」的正式確立，還得以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的完成為標志。

在理學家眼中，晚於《五經》（或《六經》）的《四書》體現了《五經》修身齊家、治國安邦的基本精神，而更為簡明扼要，易於為廣大士人理解。朱熹在講到《四書》與《五經》的關系時，曾打了一個比方，說前者是「熟飯」，而后者是「禾」（打禾為飯）。「若理會得此四書，保書不可讀，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處？」經過理學家的努力，儒學骨典籍詮釋的重點，從「經」轉變為「傳記」，經學形態也由訓詁轉變為義理。對於這種歷史性轉變，學術界的討論是相當充分的，成果堪稱豐碩。

四書學之興起，在思想家看來不外乎抉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人之方」，但社會尤其是最高統治者對它的接受卻不是同步的。朱熹在世之時，並未因作《四書章句集注》而獲榮寵，反倒因黨禁受貶抑，其學術被底為「偽學」而遭禁錮。直到死后二十多年，朱熹的政治、學術地位才獲得追認。說來真是有點不可想象，真正使「四書學」大顯示天下的，是在蒙元時期。元仁宗皇慶、延（礻右）年間的科舉考試，正式規定第一場即從《四書》內出題，並只能依據朱熹的《章句集注》加以發揮，這就首次在國家制度層面確立了四書學的官學地位。對於尊崇四書學的人來說，真該三呼「大哉乾元」了。目前，學術界關於元代四書學方面的研究還不多見，尤其是缺額專精的研究成果。於是乎，有了周春健君《元代四書學研究》的問世。

為了這部書的寫作，作者在搜集材料上花了相當大的工夫。在掌握第一手資料，吸收前儒時賢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他對元代四書類著作全面排查，對書名、撰者、內容、佚文、流傳、價值等加以簡要考證，撰為《元代四書類著述考》，作為全書立論的基礎。全書首先對金元之際四書學北傳及元初蒙古統治者「以儒治國」的文化政策加以系統論述，以把握元代四書學興起的歷史文化背景。然后對四書澩官學地位制度化的過程加以梳理，顯現出元代四書學明顯的科舉化特征。接下來的幾部分中，對元代四書學的地域與學術師承，以及北方和南方的傳承譜系詳加考索，展示了元代四書學真實而具體的成就和面貌。這對元代四書學的研究來說，是個不小的推進。書中認為，元代四書學的總體成就雖然不算高，卻在學術史上占有獨特地位，尤其是學術與權力的有效鏈接，使四書學得到了自上而下的最大程度的普及，以至影響中國社會數百年。這對思想史研究，對社會史研究，都具有啟迪作用。

周春健君是山東濱州人，現為湖北大學文學院教師。他從志學階段即受齊魯傳統文化熏陶，企盼在中國古代文史研究領域有所作為。2004年考取為華中師范大學歷史文獻學專業博士生，旨趣在中國經學史。不久，即選定四書學為研究對象，時間斷限幾經變換，最后確定為蒙元時期。他天資聰明才智穎，勤奮上進，在學風普遍較為浮躁的環境中平心靜氣，坐得下來，因而能在不太充裕的時間內寫出合格的博士論文。作為導師，我是相當滿意的。現在擺在讀者面前的這部書，就是他在博士論文基礎上修改而成的。

當這部書被確定 列入中山大學哲學系「經典與解釋」叢書后，他囑我為之作序，在我自然是義不容辭。經典與解釋是極有價值的研究方向，叢書組織學者說得好:重拾中西方古典學問墜緒，不僅因為現代性問題迫使學問回味古典智慧，更因古典學問關乎亘古不移的人生問題。古學經典需要解釋，解釋是涵養精神的活動，也是思想取向的抉擇。」既為學人，就要有所追求，追求有思想的學術和有學術的思想，將古今學問與社會人生貫通起來。春健君好學深思，心如其意，初涉斯域，即有所獲。惟願今后認定方向，孜孜不已，沉潛數載，必將卓有成效，達到新的境界。君其勖哉，君其勖哉！

周國林
2008年5月於武昌桂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