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念庵的生命歷程與思想世界

序
引言
一 問題與研究動機
二 取徑與思路結構

上篇 一生數變均為已
——生活世界和悟良知歷程
第1章 文章節義淵藪地 登溪少年稱俊儒
第2章 文章落筆生江海 意氣浮雲輕百代
第3章 耕而不獲悲千古 一曲頓悟調未成
第4章 而今已得蓮華地 不傍他人借藉香

下篇 天心靜里悟主妖
漸修進路及相關探討
第5章 現成良知的內涵及雙江、念庵的質疑
第6章 無欲主靜——羅念庵中期工夫的學理考察
第7章 收攝保聚——羅念庵晚期工夫的學理考察
第8章 羅念庵與佛道二教
第9章 結語︰羅念庵之學評析

孔孟原創儒家的學問，本是以道德踐行為歸旨的。在孔盂看來，道德信念為人的本心本性所具足，故道德修為乃是每個人自己的事，並不需要做過多的理論說明，孔子說“為仁由己”即是；道德信念的普遍有效性，亦只是心理情感上的感通問題，並不需要做繁雜的理論論證，孟子“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即是；道德信念一定要付諸子踐行才獲得意義，故從根本上說它就不是一個認知問題。孔孟經常指點如何在“行事”上、在“日用”之中“為仁”即此。孔孟原創儒學沒有著意構造本體論、知識論，無疑即源于道德信念的這種具體踐行性！

孔孟以後的儒家學者，為了擴大儒學的影響力乃至統攝力，著意地要用各種方式去為“行事”尋找“道”、“理”，為“日用”構築“本”、“體’，力圖為儒學建立起形上學。《易傳》、董仲舒的宇宙論，二程、朱熹的“天理”說，可以稱得上是最成功的兩種儒家式的形上學。有了形上學，孔孟原來訴諸本心本性的道德信念獲得了存在論的支撐，甚至被賦予“論理”的意義（在程朱那里），但與此同時，道德信念也因為離開了具體、活動的“行事”與“日用”，而被抽象化、形式化與刻板化了。

及陽明子（王守仁）出，力主回歸“本心”，又以“知行合一’、“致良知”開示教宗，在某種意義上，無疑更接近于孔孟原創儒學。承接陽明宗旨的，有眾多陽明後學。張衛紅君的博士論文所選取的研究對象羅洪先，即是陽明後學中富有成就的一位。

羅洪先（1504 －1564）字達夫，號念庵，江西吉安府吉水縣人，生活于明代正德、嘉靖年間，江右王學的代表人物。羅洪先並非一個以構造思想、思辨義理見長的學者，亦未親炙陽明，他之所以值得關注，端在見諸“行事”的工夫論上做出許多建樹。這一方面是出于羅洪先對陽明“實致其良知”之實踐指向的認同，另一方面也顯示了他對孔孟原創儒學的相當契人。因之，衛紅君的著作以羅洪先工夫論的三次變化來展現他的思想特色與理論價值，就是最合適的切人視角。

依本書介紹，羅洪先在工夫論主張的第一階段上，無疑是認同陽明大弟子王畿（龍溪）的“見在（現成）良知”說的。“見在良知”說確認吾人日常當下的一念善端即體現著良知全體之大用，此為即用即體、即用顯體，體與用全幅收攝。陽明說︰“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人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傳習錄》上）此“自然說”即以“見在良知”為言。然而，羅洪先于個人踐行中覺察到，在現實生活境遇中，此“當下一念善端”因常常被欲根、氣習所遮蔽而變得不可靠，失敗的見在良知實踐經歷使他開始重新思考，將良知規定為超越層的形上心體，以發揮其穩固可靠的道德主宰力，避免理欲混淆的弊端。由是他轉向“無欲主靜”說，此為羅洪先在工夫論主張上的第二次變化。這種工夫論是取自周敦頤、陳獻章的“主靜’說，確立主靜以涵養良知本體的工夫路徑。在作者對“無欲主靜”的學理淵源、工夫內容與靜坐澄心的工夫形式的詳細討論之中，我們無疑可以看到，羅洪先為踐行儒家的道德信念所付出的巨大努力。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他的“主靜”乃至“歸寂”的工夫論取向，不免透顯著濃重的道家色彩。羅洪先在工夫論主張上的第三次變化即“收攝保聚”說。此時，他從中期的“主靜”傾向轉向無寧寂感動靜地收攝、保任良知心體的工夫，對于陽明思想有了更深一步的契人。如果說“見在良知”說屬于“因用見體”的頓悟頓修式進路，那麼“收攝保聚”說之著力于心體可謂頓悟、強調“涵養本體”又是漸修的歷程，合為頓悟漸修式的進路；如果說“無欲主靜”是舍棄式的消極性的進路，那麼“收攝保聚”則可以稱為存養式的積極性的進路。三種不同的進路，體現了羅洪先在不同時期對于致良知工夫論的不同詮釋，也展示著儒家道德踐行的多重面向，以及對不同的個人、情境在踐行方面提供的不同意義。

張衛紅君傾力于儒家的工夫論研究，似乎與她個人的性情密切相關。衛紅君為人沉實，少有張揚，顯然就體現了一種“收攝保聚”的工夫。為了揭示羅洪先學說作為生命意境與生活方式的獨特品格，她還兩次奔赴江西吉安作田野考察。其以“生活—歷史脈絡”與“工夫一體知脈絡”作為研究的出發點，使我們無疑感受到了一位青年學者如何從貼近古聖賢的心靈意境與生存格調去開展古聖賢的思想世界所顯示的創新精神及提供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