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國際組織在當代人類生活和國際政治中日益重要,歷史學家無疑有責任對這一現象進行解釋以及追尋這一現象產生的歷史背景和原因。在80年代以來美國外交史和國際關系史的兩大范式轉變——文化轉向和國際史的興起——過程中,入江昭都是最早的倡導者之一和領軍人物。作為跨國史研究的身體力行者,從20世紀末開始,入江昭開始對國際組織,特別是國際非政府組織進行研究,在史學界又開風氣之先。《全球共同體》就是其研究國際組織的結晶。

作者簡介:

入江昭,當代美國傑出的歷史學家,曾任哈佛大學歷史系查爾斯-沃倫(Charles Warren)講座教授、歷史系主任。他於1982年入選美國國家人文與科學院院士,1988年當選為美國歷史協會主席,是迄今為止唯一擔任過此職務的日裔學者,2000年榮獲日本天皇頒發的榮譽勛章。入江昭以其卓越的學術創新能力被費正清譽為「非同尋常的天才史學家」,其學術貢獻不僅僅在於提出了關於美國外交史,特別是美國與東亞關系史諸多新解釋,更在於他領導推動了美國外交史研究的范式轉變。主要代表作有:Across the Pacific:An Inner History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Cultural Internationalism and World Order,The Globalization of America,China and Japan in the Global Setting和《20世紀的戰爭與和平》(世界知識出版社,2005)等。
 

目錄

譯序:對20世紀國際史的另一種解讀
中文版序言
英文版序言
導言
第一章 全球共同體的起源
第二章 新國際主義
第三章 超越冷戰
第四章 更多國家,更多非國家行為體
第五章 市民社會的成長
第六章 邁向全球共同體
結論
專業術語對照表
譯後記
 

入江昭是當代美國傑出的歷史學家,退休前曾任哈佛大學歷史系查爾斯·沃倫講座教授、歷史系主任。入江昭於1982年入選美國國家人文與科學院院士,1988年當選為美國歷史協會主席,是迄今為止唯一擔任過此職務的日裔學者,2000年榮獲日本天皇頒發的榮譽勛章。入江昭以其卓越的學術創新能力被費正清譽為「非同尋常的天才史學家」,其學術貢獻不僅僅在於提出了關於美國外交史,特別是美國與東亞關系史諸多新解釋,更在於他領導推動了美國外交史研究的范式轉變。從20世紀50年代一直到80年代,美國外交史研究長期由現實主義范式和進步主義范式所主導。前者把國家視為一個權力體(power),把國家在國際關系中的行為視為追求和運用權力的過程;而后者把國家視為經濟體,相信美國對外政策的主要目標是追求商業利益。但是,早在冷戰正酣的80年代初期,入江昭就提出應把國家視為文化體,把國家間關系視為不同文化間的關系(intercultural relations),即不同國家(民族)的「意識形態、傳統、情感和其他文化產品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的關系」入江昭提出的研究國際史的這一文化視角在當時響應者並不多,可以說是曲高和寡。但是冷戰結束后文明沖突問題的凸顯和國際關系中文化因素的日益重要驗證了入江昭的遠見。如果說外交與國際史研究在冷戰結束后出現了文化轉向的話,入江昭實際上是文化轉向的最早的、也是最有力的倡導者之一。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人江昭主張把外交史發展成為國際史,在2l世紀初又提出國際史的「國際化」,倡導歷史研究的非國家中心取向和跨國史研究,號召歷史學者關注跨國事態和非國家行為體的活動,以更好地理解對當代人類生活影響巨大的全球化潮流。目前,在美國史學界,國際史和跨國史研究已經蔚然成風,哈佛大學歷史系更是國際史研究的重鎮,至少有5位學者把國際史作為自己的研究領域,並以國際史學家作為自己的學術身份,這與入江昭的大力倡導有莫大關系。可以說,在20世紀gO年代以來美國外交史和國際關系史的兩大范式轉變——文化轉向和國際史的興起——過程中,入江昭都是最早的倡導者之一和領軍人物。作為跨國史研究的身體力行者,從20世紀末開始,入江昭開始對國際組織,特別是國際非政府組織進行研究,在史學界又開風氣之先。《全球共同體》就是其研究國際組織的結晶。



自國際(關系)史學科產生以來,民族國家之間的交往,特別是民族國家和民族國家集團之間的戰爭與和平問題一直是學者們關注的中心,關於20世紀國際史的標准敘事是從一戰的起源開始,然后是大戰、凡爾賽的和平、大危機和法西斯的崛起、二戰、冷戰的起源、冷戰時期的熱戰、美蘇緩和與冷戰的結束。這一基於現實主義國際觀念的標准敘事把國家置於國際關系的中心,解釋國家問沖突成為學者的主要任務,而其他國際事態要麼不在學者的視野之內,要麼被放在戰爭起源的框架內加以理解,從而喪失了自身的意義。比如國聯的歷史地位是被放在二戰起源的框架內來理解的,因其在阻止戰爭爆發上的無能為力而被視為一個失敗的組織,而國聯在促進國際合作和培育國際主義意識等方面的作用則很少被人提及。同樣,戰后至20世紀90年代初期世界上的幾乎所有重大事態都被納入到冷戰和美蘇對抗的框架中去考慮。用人江昭的話說:「國際事務中的每一個事件都被放在冷戰的框架中,被理解為是增強了或是削弱了這場對峙中某一方的勢力。就國內發展而言,每個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都被看作是受到了冷戰緊張關系的影響,或者說反過來推動了冷戰的進一步發展。」(《全球共同體》英文版,第61頁。后面引自該書的文字僅標出頁碼)解釋20世紀國際史的這種傳統范式在國家間沖突主導國際關系的冷戰時代無疑具有其正當性,也使國際關系史成為顯學,吸引了大批的學者和學生。但是這種傳統的國際史敘事把國家行為,特別是國家問的沖突置於優先與核心地位,實際上無視20世紀國際關系其他方面的重大發展,極大地遮蔽了人們的認識。20世紀不僅經歷了一戰、大蕭條、二戰和冷戰,經歷了美蘇之間的核對峙和意識形態對抗,同時也見證了諸多國際組織的成長、各種團體和個人促進國際相互理解與和平的努力。在戰爭硝煙和對峙仇恨的背后是相互依賴的加深和全球意識的成長。而這些在20世紀國際史著作中基本上是看不到的。特別是當代,非國家行為體的作用越來越突出,而國家的影響力越來越削弱,影響國際事務和人們日常生活的最大事態是全球化,而不再是民族國家或民族國家集團之間爭奪權力與利益的斗爭。在這種情況下,以民族國家為中心,主要關注戰爭與和平問題的國際史敘事顯然已經不能滿足時代的要求,人們需要新的國際史敘事模式,以更好地理解當代國際事務,特別是全球化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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