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義的中斷：對「後社會主義」狀況的批判性反思

中文版序言
譯者前言
致謝
導言：正義的中斷
第一部分 再分配與承認
第一章 從再分配到承認？——「後社會主義」時代正義的矛盾
再分配—承認矛盾
被剝削階級、被蔑視的性關系與二價集體
肯定還是改造？矯正問題再認識
戰勝矛盾：重新審視性別和「種族」
結論
第二章 家庭工資之後：一種後工業思想實驗
性別公平：一個復雜的概念
普遍化家計負擔者模式
照顧者平等模式
通向普遍性照顧者模式
第二部分 公共領域，譜系與象征秩序
第三章 公共領域反思：一項對現存民主批判的貢獻
誰的歷史？哪一種概念？
公開進入、參與平等和社會平等
平等、多樣性和多元公共領域
公共領域、共同關注和私人利益
強公共領域、弱公共領域：論市民社會與國家
結論：公共領域反思
第四章 性、謊言和公共領域——反思克拉倫斯-托馬斯的確認
誰的隱私？哪一種公共性？
性別斗爭
「種族」斗爭
階級斗爭？
這則故事的寓意
第五章 「依賴」的譜系——回溯美國福利國家的一個關鍵詞 南茜』
弗雷澤琳達·戈登
詞義的語域
前工業「依賴」
工業「依賴」：工人及其否定
美國「福利依賴」的興起：1890—1945年
後工業社會和「好」依賴的消失
作為後工業病態的福利依賴
後工業政策與依賴政治
結論
第六章 結構主義還是語用學？——論話語理論和女性主義政治
第三部分 女性主義干預
第七章 多元文化主義、反本質主義與激進民主——當前女性主義理論面臨僵局的譜系
第八章 文化、政治經濟與差異——論艾利斯·楊的正義和差異政治
第九章 虛假的對立——答塞拉·本哈比與朱迪思·巴特勒
第十章 超越主/奴模式——論卡羅爾·佩特曼的《性契約》

對我來說，今日西方批判理論叢書（《再分配，還是承認——一個政治哲學對話》、《正義的尺度》、《正義的中斷：對「后社會主義」狀況的批判性反思》、《傷害+侮辱》）中文版的面世有特殊的意義，它延伸出兩個熾熱的希望。首先，在學術層面上，我希望促進中美學界就如何在后冷戰時期復興批判理論形成對話。第二，在個人層面上，我希望我以另外的方式繼續延續我的家族長期以來與中國的聯系。讓我從這第二個希望說起。

1945年，正是在廣島和長崎之后，一個年輕的美國物理學家面臨了一場道德危機。幾年前，當她還是一個研究生的時候，她曾追隨她的導師恩里科．費米，到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去為極端機密的「曼哈頓工程」工作。在加入這個發展原子彈的團隊時，像許多一起參與的科學家一樣，她曾設想，工程的目標是威脅希特勒並打敗納粹。當原子彈事實上被施放在平民身上時，是在那場戰爭已經有效地獲勝之后，年輕的物理學家崩潰了。她拋棄了科學和一個倒退成反共偏執狂的國家，啟程投奔了她在中國的兄長，著名的新聞記者和作家威廉『希（William Hinton，中文名字是寒丁。——譯者）。

瓊·希頓（Joan Hinton，中文名字是寒春。—澤者）從那時到現在一直住在中國。一個中國革命的參與者和獻身當代的毛主義者，她和她已故的丈夫西德·恩格斯特（Sid Engst，中文名字是陽早。——譯者）用他們的大半生致力於將奶牛農場引進中國。他們是極少幾個直接地經歷了中國革命演變進程的美國人，他們的命運隨着這一政治線索而變化起伏——在一個時期被懷疑為帝國主義的特務，下一時期又被當作國家英雄歡迎。沿着這條路，他們養育了三個子女，最大的兒子娶了我的姐姐。作為一個因為他的白種人外貌不時受到嘲笑的紅衛兵，弗雷德·恩格斯特（Fred Engst，中文名字是陽和平。—澤者）最后離開中國赴美國，在那里接受了他在「文革」期間錯過的教育。在離開20多年之后，他去年回到了中國，現在北京對外經貿大學國際貿易學院（UIBE）教經濟學。在我2008年6月寫作這篇序言時，離瓊·希頓（寒春）小時候在佛蒙特州的家不遠。弗雷德的兩個女兒，我的外甥女，凱瑟琳·恩格斯特（Kathleen Engst）和吉娜-恩格斯特（Gina Engst）和他一起住在北京。

我自己只有一次訪問過中國。1992年夏，我和我丈夫參加了擴大的希頓—恩格斯特家族的、長達一個月的長途旅行。從瓊在北京沙河的實驗農業公社出發，我們乘卡車旅行，不僅參觀了旅游目的地西安和黃土高原的窯洞，而且到了當時西方人不容易去的地方，包括革命樣板村庄大寨、威廉『希頓在他經典著作《翻身》中使之名留史冊的張庄和洛陽的工業聯合體，我們在那里住在生產東方紅一號的拖拉機廠的客房里。和瓊一起旅行，我們在每一處都受到像貴賓一樣的接待，雖然在偏遠的鄉村地區不時引發一些驚奇，那里不常見到「大鼻子」。在長途旅行的卡車上，我們爭論中國共產主義的發展和未來。 當時剛開始美國的研究生課程學習的弗萊德喜歡引進市場機制；瓊則勸告要相信群眾。這次經歷打上了瓊的強烈的毛主義色彩，也與這次旅行的最后階段形成了鮮明對比。長途旅行結束之后離開了大家族，我和我的丈夫和繼女度過了在中國的最后兩周，會晤北京和上海的知識分子（和激進分子），印象深刻地叩訪了「兩個不同的中國」和遇到了「兩種不同的左派」，我在那個時候感受到，我在見證一個正在形成中的划時代的轉變。

這場轉變從那以后的進展，遠遠超越了我在1992年所可能想象的一切。而我還沒有機會直接去那里看看我想了解的這場改革的效果。但是那些變化屬於這套叢書的四本書所透露的「時代診斷（Zeitdiagnose）」。一個更為宏大的部分，全球轉變，同時影響了西方的、世界歷史性的文化和經濟、政策和技術的種種變化，正在顛覆所有我們過去熟悉的批判理論框架。這一影響將對全世界的思想家發生挑戰，去重新創造適合於21世紀的批判理論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