傷害+侮辱：爭論中的再分配、承認和代表權

中文版序言
譯者前言
導言：傷害+侮辱凱文·奧爾森
第一部分 再分配或承認？一個虛假的對立
1．從再分配到承認？ 「後社會主義」時代的正義難題 南茜·弗雷澤
2．純粹的文化維度朱迪思·巴特勒
3．異性戀、錯誤承認與資本主義：答朱迪思．巴特勒 南茜·弗雷澤
4．「文化承認」是左翼政治的有用概念嗎？理查德·羅蒂
5．為什麽克服偏見是不夠的：駁理查德．羅蒂 南茜·弗雷澤
6．難以駕馭的范疇：對南茜·弗雷澤二元體系理論的批判 艾利斯·馬里恩·楊
7．反對盲目樂觀主義：答艾利斯．楊南茜·弗雷澤
8．從不平等到差異：一個替代的典型案例？ 安妮．菲 利普斯
第二部分 調和再分配與承認：正義的兩個維度
1．重新思考承認：克服文化政治中的替代和具體化 南茜·弗雷澤
2．關於參與平等的爭論：論南茜·弗雷澤的社會正義概念 克里斯托弗·F．澤恩
3．肯定的行動與弗雷澤的再分配—承認難題 伊麗莎白·安德森
4．南茜·弗雷澤對分配正義理論的批判合理嗎？ 英格雷德·羅賓斯
5．資源平等主義與承認政治 約瑟夫·希思
第三部分 引入政治維度：正義的第三個維度？
1．地位不正義：國家的作用 利奧納德·費爾德曼
2．參與平等與民主正義 凱文·奧爾森
3．重構全球化世界中的正義 南茜·弗雷澤
第四部分 哲學基礎：承認．正義。批評
1．關於承認含義的斗爭 尼古拉斯·孔普雷迪斯
2．要事優先：再分配、承認與合理化 瑞尼爾·福斯特
3．把參與平等置於正義的優先地位：答孔普雷迪斯和福斯特 南茜·弗雷澤
作者簡介

對我來說，今日西方批判理論叢書（《再分配，還是承認——一個政治哲學對話》、《正義的尺度》、《正義的中斷：對「后社會主義」狀況的批判性反思》、《傷害+侮辱》）中文版的面世有特殊的意義，它延伸出兩個熾熱的希望。首先，在學術層面上，我希望促進中美學界就如何在后冷戰時期復興批判理論形成對話。第二，在個人層面上，我希望我以另外的方式繼續延續我的家族長期以來與中國的聯系。讓我從這第二個希望說起。

1945年，正是在廣島和長崎之后，一個年輕的美國物理學家面臨了一場道德危機。幾年前，當她還是一個研究生的時候，她曾追隨她的導師恩里科·費米，到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去為極端機密的「曼哈頓工程」工作。在加入這個發展原子彈的團隊時，像許多一起參與的科學家一樣，她曾設想，工程的目標是威脅希特勒並打敗納粹。當原子彈事實上被施放在平民身上時，是在那場戰爭已經有效地獲勝之后，年輕的物理學家崩潰了。她拋棄了科學和一個倒退成反共偏執狂的國家，啟程投奔了她在中國的兄長，著名的新聞記者和作家威廉·希頓（William Hinton，中文名字是寒丁。——譯者）。

瓊·希頓（Joan Hinton，中文名字是寒春。——譯者）從那時到現在一直住在中國。一個中國革命的參與者和獻身當代的毛主義者，她和她已故的丈夫西德·恩格斯特（Sid Engst，中文名字是陽早。——譯者）用他們的大半生致力於將奶牛農場引進中國。他們是極少幾個直接地經歷了中國革命演變進程的美國人，他們的命運隨着這一政治線索而變化起伏——在一個時期被懷疑為帝國主義的特務，下一時期又被當作國家英雄歡迎。沿着這條路，他們養育了三個子女，最大的兒子娶了我的姐姐。作為一個因為他的白種人外貌不時受到嘲笑的紅衛兵，弗雷德·恩格斯特（Fred Engst，中文名字是陽和平。——譯者）最后離開中國赴美國，在那里接受了他在「文革」期間錯過的教育。在離開20多年之后，他去年回到了中國，現在北京對外經貿大學國際貿易學院（UIBE）教經濟學。在我2008年6月寫作這篇序言時，離瓊·希頓（寒春）小時候在佛蒙特州的家不遠。弗雷德的兩個女兒，我的外甥女，凱瑟琳·恩格斯特（Kathleen Engst）和吉娜·恩格斯特（Gina Engst）和他一起住在北京。

我自己只有一次訪問過中國。1992年夏，我和我丈夫參加了擴大的希頓—恩格斯特家族的、長達一個月的長途旅行。從瓊在北京沙河的實驗農業公社出發，我們乘卡車旅行，不僅參觀了旅游目的地西安和黃土高原的窯洞，而且到了當時西方人不容易去的地方，包括革命樣板村庄大寨、威廉·希頓在他經典著作《翻身》中使之名留史冊的張庄和洛陽的工業聯合體，我們在那里住在生產東方紅一號的拖拉機廠的客房里。和瓊一起旅行，我們在每一處都受到像貴賓一樣的接待，雖然在偏遠的鄉村地區不時引發一些驚奇，那里不常見到「大鼻子」。在長途旅行的卡車上，我們爭論中國共產主義的發展和未來。當時剛開始美國的研究生課程學習的弗萊德喜歡引進市場機制；瓊則勸告要相信群眾。這次經歷打上了瓊的強烈的毛主義色彩，也與這次旅行的最后階段形成了鮮明對比。長途旅行結束之后離開了大家族，我和我的丈夫和繼女度過了在中國的最后兩周，會晤北京和上海的知識分子（和激進分子），印象深刻地叩訪了「兩個不同的中國」和遇到了「兩種不同的左派」，我在那個時候感受到，我在見證一個正在形成中的划時代的轉變。

這場轉變從那以后的進展，遠遠超越了我在1992年所可能想象的一切。而我還沒有機會直接去那里看看我想了解的這場改革的效果。但是那些變化屬於這套叢書的四本書所透露的「時代診斷（Zeitdiagnose）」，一個更為宏大的部分，全球轉變，同時影響了西方的、世界歷史性的文化和經濟、政治和技術的種種變化，正在顛覆所有我們過去熟悉的批判理論框架。這一影響將對全世界的思想家發出挑戰，去重新創造適合於21世紀的批判理論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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