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宗族與國家禮制：從宗法主義角度所作的分析

中文版序
緒言
序章　
第一部
　第一章　重新審視宗族的歷史性特質
前言
第一節 關於對下層農民再生產的保障問題
第二節 同時代人的宗族論
第三節　宗族集團的構造
結語
　第二章　宗法繼承
前言
第一節　名門家系
第二節 「家」的流動性
第三節　宗族形成的各種類型
　　第四節　大家族
　　結語
第二部
　第三章 明代的祖先祭祀與家廟
前—言
第一節 《家禮》與宗法原理
第二節　朝廷的觀點
結語
　第四章　夏言提案——明朝嘉靖年間的家廟
制度改革
前言
第一節　始祖·先祖祭祀
第二節　家廟
第三節　改革方案何去何從
結語
　第五章　宗族形成的重新啟動——以明代中期以后的蘇州地區為對象
前言
第一節　宗法觀念
第二節　府城
第三節　與鄉村地區的關系
結語
第三部
　第六章 清朝與宗法主義
　第七章 清代的蘇州社會與宗族
　第八章 宗族普及的一個實例——以江蘇洞庭東山為對象
　第九章 珠江三角洲宗族的普及
終章
[附篇]明朝對服制的改定——《孝慈錄》的編纂
后記
譯后記

本書的日文版出版於⒛∞年2月，轉眼己過了7年，真令人有時光飛逝之感。 當時，最引起我關注的，是一部分日本和西方學者對中國社會所持的獨特見解。 對於已經先期完成了現代化的日本及西方的研究者來說， 「發現」中國社會在進入⒛世紀后， 「宗族」這一父系血統集團居然仍有強大影響力，實在是一件匪夷所思之事。 這是因為父系血統集團會讓人聯想到氏族共同體，會讓人感到中國社會歷經數千年，仍是一個沒有多少變化的停滯的社會。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日本學術界引進了所謂的「世界史基本法則」，嘗試着盡力改變中國社會等同於「停滯」的印象。 按此法則，即使是中國，同樣也經歷了氏族制、古代奴隸制、中世農奴制、近代資本主義這樣一個發展序列，直到建立社會主義國家，然而，這個「世界史基本法則」是以西方歷史為模型的，雖說在研究日本歷史時頗見其功效，但若簡單套用於中國史研究領域，則會顯得困難重重。 因此，自1980年代以后，日本學術界就不大使用這個法則，而代之以對生活、意識和空間傾心關注的社會史研究方法。 同時，人們的注意力也開始改變，發現比排列中國社會的所謂「發展」階段更重要的，是解明各歷史時期所特有的「結構」。 在研究者進行的結構性分析中， 「宗族」再次成為焦點，並且提出了一個問題：在研究者進行的結構性分析中， 「宗族」再次成為焦點，並且提出了一個問題：作為一種特殊集團，宗族究竟是從氏族制以來就一直存在延續着，還是隨着中國社會的發展步伐，其形態不斷發生演變？本書所貫徹的是后一種立場，並努力描述宋代的宗族重建歷程，以及16世紀以后新型宗族的普及態勢。 雖己時隔7年，但筆者，的上述觀點，至今未變。

只要拋開「宗族等同於氏族共同體」這一陳見，就能理解宗族極富彈性的集團形態。 在前近代的帝制時期，宗族通過科舉官僚制度與國家聯成一體，成為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競爭中安然生存的場所；它的另一個作用，是在戰亂和社會動亂中，對同一血統的人們的生產、生活加以庇護。 即使在現代，宗族也在逐步重建復興，新編族譜、重開族會的消息，亦常見之於報端。在構成這類現象的諸多背景因素中，是否有因全球化而產生的某種不安全感？自發生「西方的沖擊」以來，立志建立民族國家的亞洲各國各地區，最近幾十年間都不得不設法應付日呈加速度推進的全球化步伐。 在全球化的浪潮下，技術生產、生活方式等與人們生活密切相關的所有內容都在逐步趨同。 雖然從總體上說，亞洲人民的生活水准獲得了提高。 但另—方面，由於全球化的本質就是激烈競爭，因此，它帶來的后果，就是在國家、地域社會、個人等各個層面上都形成「中心」與「邊緣」的等級差別。 1970年代后期開始推行改革開放政策的中國，眼下正經歷着全球化波濤的洗禮。 在這樣的大環境中，中國人民也將直接面對級差與動盪的現實；而作為克服這一狀況的有效途徑之一，人們似乎就想到了最值得信賴的宗族原理。 宗族是以父系血統原理為主軸建構起來的組織，所能聚合起來的資金和人員受到父系原理的制約，況且它也很難提供一套普遍適用於社會全體成員的公平的倫理規范，不可能成為中國社會的共同標准；然而即便如此，宗族作為抗衡着全請求論運動的傳統形態之一種，畢竟非常重要。 今后，為了推動宗族研究，一個不可欠缺的課題，就是應當調查和了解當代中國人對宗族的認識程度。

本書原版問世之時，筆者正執教於日本國立弘前大學人文學部。 弘前是一個位於日本東北地區的寧靜小鎮，自1988年前去赴任后，每天都來往於校園一自宅之間，過着專心教學和研究的日子。 1990年代后期，國立大學改革進入了實質性階段，我也日陷喧鬧之境；即使如此，整個研究尚能穩步推進，終於日積月累，有了本書這樣的成果。 出版后第二年，筆者轉任大阪市立大學。 與弘前相比，大阪自然是一個人都市，周圍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但我每日返於校園一自宅、致力於教學和研究的生活方式卻一如既往，沒有發生多大改變。 本書之被譯成中文的榮幸，將激勵我繼續腳踏實地，認真研究，努力工作。

最后，我要向上海社會科學院的錢杭先生致以衷心的感謝。錢杭先生從文獻與實證兩方面入手研究宗族問題，取得了巨大成就。 我與錢先生是相識十多年的老朋友，由他親自將拙著譯成中文，令我實在高興。 當然，拙著是否能得到中國學術界同仁的認可我沒有把握，但只要能對中國宗族研究提供一些微小的貢獻，我就已感到無比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