楞嚴學與人類生命健康之研究

總序
前言
第一章 楞嚴學與現代醫學
第一節 楞嚴學中的五蘊觀與現代醫學的心身觀
第二節 楞嚴學中的根——塵——識與現代醫學模式
小結
第二章 楞嚴學中的“戒”與健康
第一節 楞嚴學中的不殺生與健康
第二節 楞嚴學中的不偷盜與健康
第三節 楞嚴學中的不邪淫與健康
第四節 楞嚴學中的不飲酒與康健
小結
第三章 楞嚴學中的“定”與身心健康
第一節 楞嚴學中的調身、調息、調心與健康
第二節 楞嚴學中的四禪與健康
第三節 楞嚴學中的四空定與健康
第四節 楞嚴學中的止觀禪與健康
第五節 楞嚴學講述五陰魔病及其對治
小結
第四章 楞嚴學中的“慧”與健康
第一節 煩惱與健康
第二節 所知障與健康
第三節 悟與健康
小結
第五章 楞嚴學中的“素食”與健康
第一節 素食在佛教中的發展
第二節 素食與人體生理結構的分析
第三節 楞嚴學中的素食觀
第四節 楞嚴學中的“五辛”與健康
小結
第六章 楞嚴學中的“咒”與健康
第一節 楞嚴學中咒的涵義
第二節 楞嚴學中咒的哲學底蘊——六大緣起之說
第三節 楞嚴學中咒的作用
小結
第七章 楞嚴學與道教的延年益壽的精神
第一節 楞嚴學中的心性論與道教的延年益壽精神
第二節 楞嚴學中“十種仙”思想與道教的延年益壽精神
第三節 從憨山的經典詮釋看楞嚴學與道教思想的融合
第四節 《楞嚴經》對張伯瑞的思想影響
小結
第八章 相對健康的人與究竟健康的佛
第一節 佛與健康
第二節 “相對健康”與“究竟健康”
第三節 修行的過程也是實現健康的過程
小結
余說
附錄一:《大佛頂首楞嚴經》意說
附錄二:《楞嚴經》在越南佛教中的傳承與影響
參考文獻
後記

“國學”一詞最早見于《周禮‧春官》:“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其中所謂“國學”實際上是指上古時期國家設立的學校。隨著歷史的進展，“國學”的內涵逐漸發生演變。到了近現代，“國學”成為指稱我國特有學術的一個術語，其外延是以儒、道、釋為主體的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涉及古代哲學、史學、文學、藝術、語言學、科學等諸多領域。本文庫正是從廣義上使用“國學”概念的，至于“新知”既意味著新的領域、新的視野，也意味著新的探索、新的認識。由于國學的範圍相當廣泛，這套文庫當然應該有所選擇，關注那些具有新發現、新觀點的成果，這就是為什麼將“國學”與“新知”合成的用意所在。從文稿選擇的立場看，既然是“國學”，則入選的文稿必定是傳統文化方面的；既然是“新知”，文稿如果僅僅反映傳統文化內容，還是未能符合要求的，必須是兩個方面的特質兼備，才能進入這套文庫之中。也許組織者對文稿的選擇不一定準確，但不論情況如何，“新知”乃是編纂這套文庫的初衷，表達著一種願望、一種追求，一種目標。

熟悉中國文化史的人們不會忘記，近現代的“國學”概念是為了與“西學”相區別而建立起來的。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轟開了古老中國的沉重大門。在列強的槍炮聲中，西學伴隨著傳教士的腳步，悄悄地在中華大地上播衍。1894~1895年，甲午中日海戰，歷來以幅員廣大、禮儀之邦自居的中國敗給了地域狹小的以資本主義文明武裝的東鄰日本。這場戰爭震驚了中華民眾，許多學人開始質疑傳統文化的經國效用，轉而欣羨西方文明的強勢。20世紀初，由一部分激進的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發起的新文化運動把矛頭指向封建文化。在激烈的破“舊”熱潮中，一些仁人志士憂心中國文化命脈的延續問題，遂倡導整理國故，發掘國粹，如1905年2月23日創刊的《國粹學報》、章太炎創辦的“國學講習會”等均體現了此等努力方向。當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分別設立國學門和國學研究院，為國學熱潮的形成奠定了基礎。1922年1月，北京大學創建國學門，這是中國現代學術史上最早以歐美研究機構為模式建立起來的研究所，也是在“整理國故”、“學術獨立”的呼聲中第一個以國學研究為主旨的學術根據地。其後，1925年9月，清華研究院國學門誕生。這兩大國學專門研究機構，延聘王國維、陳垣、陳寅恪、梁啟超、趙元任等為導師，匯聚文史哲的諸多一流學者，培養了一大批國學人才，他們辦會編刊，著書立說，以維護中華學統為己任。學術先輩們的豐碩成果和弘揚民族傳統的執著精神展示了一種思想境界，也為當今我們組織編纂《國學新知文庫》提供了精神資源與可以借鑒的經驗。

如果說任何一種計劃都有特定文化因緣的話，那麼我必須承認廈 門大學早期的國學研究傳統乃是組織編纂《國學新知文庫》的原初動力。早在1926年10月10日，廈門大學就創辦了國學研究院。當時的校長林文慶自任院長，並且敦聘久負盛名的沈兼士先生任研究院主任，林語堂先生任研究院總秘書，張星娘先生、顧頡剛先生、魯迅先生等名家任研究院教授。沈兼士等先生前來廈門大學之後，把國文系改稱為國學系，擬以國學系作為國學研究院的依托，把國學教育與國學研究連接起來。當時國學研究院設置歷史古物組、博物組（指動植礦物）、社會調查組（禮俗方言等）、醫藥組、天算組、地學組（地文地質）、美術組（建築、雕刻、瓷陶漆器、音樂、圖繪、塑像、繡織、書法）、哲學組、文學組、經濟組、法政組、教育組、神教組、閩南文化研究組；制定了詳細的研究規劃，包括研究生的招收與培養方案等；還籌辦兩種刊物，一為《廈門大學國學研究院季刊》，一為《廈門大學國學研究院周刊》，後來季刊只編好創刊號，沒有出版，周刊于1927年1月5日創刊，實際出版三期，發表文章十多篇；另外，也計劃出版“國學研究院叢書”。可惜的是，由于校董陳嘉庚先生實業遭遇困難，經費緊缺，叢書出版計劃最終沒有付諸實施。回顧歷史，我每每被廈門大學早期那些致力于國學研究的大師們的敬業精神所感動，但也為當時“國學研究院叢書”的出版計劃未能實施感到遺憾。多年來，學術先輩自強不息的文化精神一直激勵著我，感召著我。于是，有一種願望慢慢在我的心中孕育、成長，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夠繼續學術先輩的未竟之業，並且把他們的國學研究傳統發揚光大。我思索著，追尋著，等待時機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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