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寫《詩經名物新證》，原是沈從文先生於六十年代初提出來的。當時先生有感於《紅樓夢》的新注「務實不夠，務虛不深，對本文缺少應有認識，因此不能把所提到的事物，放在當時歷史社會背景中去求理會」。而縱觀中國文學史，他認為無論《詩經》、《楚辭》或樂府詩、唐詩中出現的起居服用等萬千種名詞，讀起來問題都隨處可見。所以他希望結合文獻與實物，寫出一系列名物「新證」。但接踵而至的災害與動亂，使這類工作陷於停頓。直到四十年後的今天，揚之水同志才在《詩經》方面，完成了宗旨與之相合的一部書。
《詩經》與同時代的其它著作不同，它是以純文學的面貌出現的。盡管《雅》、《頌》和一部分《國風》包含看豐富的史料，在對先的頌揚中，歷數其功烈，又不妨看作是用詩的語言敘迷的古史；但由於先民「重實際而黜玄想」的氣質及周代社會的審美趨尚，詩人的激情往往以雍雅蘊藉的形式表達，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怨而不怒，幾乎從不在怪力亂神的基調上大聲喧嘩，和西方英雄時代之史詩的面貌大不相同o這種風格在當時且備受推崇，被認為是遣詞的典范，連孔子都說：「不學《詩》，無以言！」貴族議政時引《詩》，宴享時賦《詩》，極盡附庸《風》、《雅》之能事o而為「代言」的實用性目的所剪裁，《詩經》常被斷章取義，引譬連類，以致《詩》無定指；也就是董仲舒說的「《詩》無達詁，《易》無達占」。《易》是卜筮之書，卦與卦、爻與爻之間干變萬化，講說時容涉玄虛。而《詩經》作為春秋中葉以前我國社會生活之形像的反映，讀者本應從其多彩的畫面中接觸到那個時代的脈搏；「無達詁」就把它們都推到迷霧中去了。這和後世所謂「觀詩各隨所得」（劉辰翁），「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讀者之用心何必不然」（譚獻）等強調審美之差異性的見解，不是一個層面上的事，董仲舒的本意也並非從審美著眼。遺憾的是，自漢迄清，對《詩經》的研究大體上總不外講義理與重訓詁二途。講義理者或遵《詩序》，標榜褒貶美刺；或廢《詩序》，宣揚天理人欲，各持一端。其說解常借題發揮，而與《詩》之本身若即若離。重訓詁者或將整首詩分割，雖對一詞一事的解釋矜慎精審，但對全詩的意義即往往置之弗論。不過縱使如此，兩千年來的《詩經》研究畢竟為我們留下了一大筆寶貴的遺產。簡言之，今人雖擁有前所未有的有利條件，又可以占有兩重證據，即仍不能不通過訓詰和考證的方法，先認識《詩》中提及之事物的性狀，繼而由表及里，探討其隱約的指喻，再從時代背景和人事際遇上，聯系通貫，理清詩旨。也說是說，仍然要在前人已取得的成就的基礎上，再作橫向的擴展和縱深的開fiBo
說到我們今天的優勢，首先是通過科學唯物史觀的闡釋，對周代社會丐蓓級構成、政治體制、經濟狀況和發展動向的大絡已能掌握；古文獻、古文字、多項歷史課題的深入探研和古文物的大量出土，使我們對《詩》中之內容的理解更有依據，對《詩》中之形象的識別更有憑借，更有條件把《詩經》真正讀懂。但這樣的研究常被認為是「注釋型」的，認為它未走出「傳統的模式」，缺乏開拓與突破。實際上由於兩手多年的時空對許多詩篇的了解並不透徹。俞平伯先生就曾說：「求之訓故則苦分歧，求之名物則苦茫味。」從俞先生的感慨中不難想見一般讀者面臨的窘況。而且從若干《詩經》語譯本中出現的幾近離奇的訛誤上，還可看到它對專業工作者也形成困擾。因此，在上述分歧和茫味得以解決之前，詩意頗難准確把握，系統的綜合研究和比較研究就不能說已經具備充足的前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