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與大家一起分享關於文化和文學分析在全球化時代所發揮作用的一些想法,這要感謝主持人北京大學的劉東教授。要說現在美國的文學和文化研究正處於危機之中,這話一點兒也不誇張。1970—1980年代,比較文學系位居人文學科的前沿,我們現在看到,這些系正在關閉。這種「人文學科危機」的主要原因是全球化。這些問題對於中國知識分子並不陌生,十年前他們有關類似危機(人文精神危機)展開的討論預示着當今的發展。這不應該令人吃驚,因為中國一直就是一個最強烈地感受到全球化力量的地方。我做這些講座的目的就是想表明,我們在文化分析中如何運用一直被稱為「語言學轉向」的一些深刻見解,分析和理解正在影響我們大家的全球變革。
1987年我第一次到北京,十五年來經常回來。我就是早一代全球流通的產物,父親畢業於清華大學和西南聯大,外祖父是燕京大學(北大前身)的管理者,現在校園里還有我母親從小居住的旁子。我小時候,就常去日本、台灣和香港旅游,目睹着它們從全球的落后地區變成全球領先地區。我記得小時候,我們不敢喝當地的飲用水,找可口可樂喝,心里納悶怎麼到處都沒有冰激凌呢。現在我在北京,想到了這些變化,只是這里變化似乎大得多,也快得多。在北京,我每天都散步很長時間。我看到附近地區的變化,不僅僅是新添了有星巴克和麥當勞的購物中心,還有名叫棕櫚春天、曼哈頓和溫莎大道的公寓樓房。當地人談話的內容似乎也跟我在香港和紐約聽到的差不多,大家都在談論房地產。但是,大約五年前,這些情形大多還不存在。美國人自以為處於全球化的前沿,但我認為他們根本不明白支配中國、印度和亞洲其他地區的變革。因此,我今天要談談中國知識分子大約十年前最先談論的東西——全球化面前人文學和文化學的危機,也許就並不令人吃驚了。
這些講座取自與邁阿密大學人類學系愛德華『李普馬教授合作的研究與寫作項目。原文是2003年秋天在北京大學的講座,前面加上了引言,第四講作了較大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