駕馭經濟︰英國與法國國家干預的政治學

評《駕馭經濟》與《金融體系》（代譯者的話）
中文版序言
前言
第一篇 理論背景
第一章 經濟政策與政治學範式
功能主義模型
文化分析
公共選擇理論
集團理論
以國家為中心的理論
研究國家-社會關系的制度主義方法
本書的計劃
第二篇 英國的政治經濟
第二章 英國經濟衰落中的市場與國家
國家的規模
宏觀經濟政策的影響
文化的作用
替代性的解釋
早期工業化、商國及市場的形成
結論
第三章 英國經濟政策的模式
宏觀經濟政策的模式
產業政策的模式
政策的根源
結論
第四章 凱恩斯主義的演變
戰後的安排:1945—1951年
凱恩斯主義的第一階段:需求管理
凱恩斯主義的第二階段:收入政策
凱恩斯主義的第三階段:干預產業
凱恩斯共識的崩潰
第五章 撒切爾夫人的保守主義試驗
1979—1986年的宏觀經濟政策
勞資關系政策
產業政策
目標與純淨
撒切爾夫人執政期間的宏觀經濟純淨
緊縮政策的分配結果
重塑的社會及國家
長期的展望
經濟戰略的政治面
第三篇 法國的政治經濟
第六章 法國經濟計劃的政治角色
經濟計劃的管理機構
法國的九個經濟計劃:1946—1988年
計劃的演變
計劃的執行和產業政策
經濟計劃的政治功能
從經濟光芒到政治陰影
從理性個體到社會變化中的學徒
結論
第七章 國家與經濟計劃的演變
國家的獨立性
國家的凝聚力
國家的合法性
變化的經濟計劃環境
去計劃化
結論
第八章 密特朗的社會主義試驗
1981—1982年的再分配性凱恩斯主義
經濟的約束
1982—1983年的緊縮政治
國有化
產業政策:國家主義的復興
產業政策的演變
社會黨領導下的經濟計劃
社會黨領導下的國家
社會的重組
結論
第四篇 比較的視角
第九章 比較政治經濟學的制度邏輯
制度主義方法
聯邦德國
法國
英國
政策的最新演變
第十章 國家-社會關系的組織結構
結構性相互依賴
組織結構的差異與階級力量的平衡
國家與社會的相互作用
新統合主義與政策制定
政治體系的約束
創新與政治體系
制度、利益與理念
回顧與展望
參考文獻
索引
譯者後記

這本書寫作的學術背景是20世紀60年代美國政治科學界發生的“行為主義革命”（behavioral revolution）。在當時這場頗具影響的運動中，其支持者堅持認為無論是精英還是大眾層面，重要的政治結果都應該通過個體的態度與行為來加以解釋。在此之前的分析模式都用正式的法律與憲政結構來解釋政治結果，而法律與憲政結構則依靠政治領袖的才能以及理念來協調。行為主義在思維上的革命無疑是遠遠超越了過去這種分析模式，將我們的注意力引向了政治文化的重要性以及社會群體之間的觀點差異。這一切正是我在大學本科時所學到的政治科學。

同時，在60年代與70年代，政治學的研究還受到了以集團為基礎的理論模型的影響。無論是訴諸社會階段，還是更狹隘一些的利益集團，這些理論都用社會集團為了控制稀資源而展開的沖突來解釋政治結果。一般來說，這些集團的利益以及它們在沖突中的動機都是訴諸新古典經濟學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來解釋的。利用這些理論，可以很自然地將一系列利益歸屬到相關的社會集團之上。

這兩種理論方法對政治解釋都有貢獻，每種方法都抓住了一部分重要的事實。然而，我發現行為主義過于唯物主義（idealism）。也就是說，行為主義往往認為，只有界定了某個集團的態度，就算不去分析這些態度產生的根源，也可以充分解釋其行為。另外一方面，我發現當代的集團理論過于唯物主義（materialism）。也就是說，集團理論傾向于假定人們完全從其在經濟中的位置來獲得政治利益，而那些關于經濟的理論又過于簡單。

雖然早就感覺到這些理論解釋中似乎總少了點什麼，但我花了很長時間才找到答案。幸運的是，在我思考這些問題時，有許多學者基于同樣的考慮也開始尋求更為結構化的政治學解釋。在歐洲，這些人通常是新馬克思主義者，他們試圖解釋為什麼他們所期待的工人階級反抗在發達民主國家並沒有能實現。其回答便是民主國家的結構與資本主義經濟聯合在一起，障礙了工人階級組織演變為激進的形式。在美國，那些探求更結構化的政治解釋的人，往往願意在政治學研究中“將國家找回來”。他們開始探究國家如何將其統治之下的社會集團與個體的關系結構化。

基于國家的組織方式，它可以將社會關系結構化。這種觀念吸引了我。這意味著政治與決策總是組織化的行為，它們的內容是由其組織方式決定的。這種觀念影響了那個時代包括我在內的許多學者，我們意識到應該更嚴肅地對待“制度”——支配集體行動原規則與慣例。我自己也開始考慮如何以我們後來所說的新制度主義為基礎，來進行政治學的解釋。

我試圖解釋的是經濟政策和純淨方面的國別差異。首先就得界定政策模式與純淨方面的國別特征。其次便是解釋這些模式為何會在歷史中延續下來。無論與行為主義的視角有多麼契合，文化解釋都不能令人滿意，因為它們通常無法說明文化差異從何而來。集團理論也不夠充分，因為國家之間相關利益集團的類型並無變化，而國家之間的政策卻變化很大。為了尋找解釋，我轉向研究國家的結構，並在這里發現了一些可用來解釋經濟政策上的國別差異的變量，但是，社會集團的壓力顯然也發揮了作用。問題在于去解釋這種大無畏的本質與強度，這又引導我去思考勞工與資本的組織機構。作為社會的兩大部分，這兩者的組織結構可能會限定它們看待自身利益的方式、提出政治要求的類型，以及反映這些要求的政治權力。最後，我的結論是，各國經濟決策的模式是由其資本、勞工與國家的組織結構所深深限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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