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的寫作既非清代詞史,也不是清代詞學史,而是注意從傳承到開拓的視角,對清詞研究中的若干重要環節進行深入系統的考察。因此,選取了中觀的研究方法,並且在探討中強調問題意識,即在弄清基本事實的基礎上,進行專題研究,並注意將所討論的問題提升到一定的高度進行總結與反思,從而對清詞得出明晰的認識。相關的探討,主要在清詞創作與清代詞學兩個層面上展開。
本書以傳承與開拓的視角出發,從選本批評、校勘之學、聲律之學等方面展開,對清詞研究中的若干重要環節進行了系統的專題研究。如就詞選在清詞流派形成、詞學觀念推衍等方面的重要意義,選取鄒祗謨、王世《倚聲初集》,譚獻《篋中詞》,朱祖謀《宋詞三百首》等進行探討;以戈載《詞林正韻》為例考察清代詞韻建構詞壇風會之轉化;運用現代理論,探討常州派詞學的解釋學思想等。考證細致,解析清晰。可供詞學研究者參考。
目錄
總序
導言
第一章 明詞反思與清詞建構
——論《倚聲初集》及況周頤對明詞的評價問題
一、《倚聲初集》與明清之際的詞學反思
(一)《倚聲初集》選錄明詞的文獻價值
(二)《倚聲初集》對明清之際詞壇創作的評價
(三)《倚聲初集》與明清之際的詞學建構
二、況周頤對明詞的評價與反思
(一)性情之論與詞心之說
(二)《草堂詩余》與清人對明詞的評價
三、余論
第二章 推尊詞體與開拓詞境
——論清代的學人之詞
一、學人之詞的淵源與詞體觀
二、強調學力與推尊詞體
三、胸襟學問與提升詞境
四、余論
第三章 聲律探討與詞風演進
——兼論戈載《詞林正韻》的尊體策略
一、聲韻探討與詞韻編撰
二、詞史風會與嚴審聲韻
三、強調聲韻與推尊詞體
四、規範確立與詞史意義
第四章 作者之心與讀者之意
——論常州派的詞學解釋學
一、批評意圖與過度詮釋
二、作者之心與讀者之意
三、寄托內涵的拓展與解釋的限度
四、余論
第五章 《四庫全書總目》與詞學批評
一、紀昀對詞之分類在目錄學史上的地位
二、紀昀對詞體的態度
三、論詞之起源與雅俗正變
四、紀昀的詞學批評方法
五、余論
第六章 吳中詞派與嘉道詞風
一、吳中詞派的形成
二、吳中詞派與浙西詞派
三、吳中詞派與常州詞派
四、吳中詞派的創作及其得失
五、結論
第七章 選本批評與詞史建構
第八章 選家手眼與創作風會
第九章 詞籍校勘與清季民初詞學
——論晚清民初詞籍校勘之興起
第十章 徘徊于校詞與反對校詞之間
——論況周頤對詞籍校勘的復雜選擇
第十一章 新時代與舊文學
——以民初《小說月報》刊登的詩詞為中心
第十二章 清詞緒余與民國詞學之拓展(上)
——論龍榆生的詞學成就及其特色
第十三章 清詞緒余與民國詞學之拓展(下)
——論盧冀野的詞學成就及其特色
附錄一 鄒祗謨生平與著述考論
附錄二 《蕙風詞話》考
附錄三 盡吾身力不彷徨
——汪偽時期詞人龍榆生的文化政治活動
附錄四 記著名女詞人張珍懷先生的詞學研究
主要征引書目
後記
導言
第一章 明詞反思與清詞建構
——論《倚聲初集》及況周頤對明詞的評價問題
一、《倚聲初集》與明清之際的詞學反思
(一)《倚聲初集》選錄明詞的文獻價值
(二)《倚聲初集》對明清之際詞壇創作的評價
(三)《倚聲初集》與明清之際的詞學建構
二、況周頤對明詞的評價與反思
(一)性情之論與詞心之說
(二)《草堂詩余》與清人對明詞的評價
三、余論
第二章 推尊詞體與開拓詞境
——論清代的學人之詞
一、學人之詞的淵源與詞體觀
二、強調學力與推尊詞體
三、胸襟學問與提升詞境
四、余論
第三章 聲律探討與詞風演進
——兼論戈載《詞林正韻》的尊體策略
一、聲韻探討與詞韻編撰
二、詞史風會與嚴審聲韻
三、強調聲韻與推尊詞體
四、規範確立與詞史意義
第四章 作者之心與讀者之意
——論常州派的詞學解釋學
一、批評意圖與過度詮釋
二、作者之心與讀者之意
三、寄托內涵的拓展與解釋的限度
四、余論
第五章 《四庫全書總目》與詞學批評
一、紀昀對詞之分類在目錄學史上的地位
二、紀昀對詞體的態度
三、論詞之起源與雅俗正變
四、紀昀的詞學批評方法
五、余論
第六章 吳中詞派與嘉道詞風
一、吳中詞派的形成
二、吳中詞派與浙西詞派
三、吳中詞派與常州詞派
四、吳中詞派的創作及其得失
五、結論
第七章 選本批評與詞史建構
第八章 選家手眼與創作風會
第九章 詞籍校勘與清季民初詞學
——論晚清民初詞籍校勘之興起
第十章 徘徊于校詞與反對校詞之間
——論況周頤對詞籍校勘的復雜選擇
第十一章 新時代與舊文學
——以民初《小說月報》刊登的詩詞為中心
第十二章 清詞緒余與民國詞學之拓展(上)
——論龍榆生的詞學成就及其特色
第十三章 清詞緒余與民國詞學之拓展(下)
——論盧冀野的詞學成就及其特色
附錄一 鄒祗謨生平與著述考論
附錄二 《蕙風詞話》考
附錄三 盡吾身力不彷徨
——汪偽時期詞人龍榆生的文化政治活動
附錄四 記著名女詞人張珍懷先生的詞學研究
主要征引書目
後記
序
詞興起于唐五代,大盛于兩宋,衰微于元明,而又復振起于清代。清詞接武兩宋,踵事增華,不僅有繼承,而且有發展,成為詞史上的又一座高峰。傳統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學”的觀點認為,“唐之詩,宋之詞”,“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後世莫能繼焉者也”(王國維《宋元戲曲史‧自序》)。由此,不少學者遂持“宋後無詞”的片面看法,對金元明清詞非貶抑則忽略,以致造成了詞史研究的許多斷層。但是,清詞確實上繼兩宋之盛,體現出了全新的時代特色。
首先,較之宋詞,清詞的境界更為開闊。從明清易代天翻地覆的大變化,直至清王朝被撼動以至被推翻,一切重大的政治社會事件無不在清代詞人筆下有著豐富而生動的表現。尤其是嘉道以降,外侮頻仍,鴉片戰爭的烽火和八國聯軍的刀槍,都深深震撼了詞人們的心靈,使他們的詞作流露出前所未有的感愴。可以說,只有到了清代,才徹底破除了“詩莊詞媚”之類的舊說,幾乎無事不可以入詞,從而使詞成為一種在描寫對象上幾乎不受任何限制的完整意義上的抒情詩體。其次,清代著名的詞家,如朱彝尊、張惠言、周濟、譚獻、王鵬運、朱祖謀、王國維等,多為學人,其以治經之法治詞,不僅對詞集的流播校輯貢獻甚大,而且沖擊以至打破了“詞為小道”的傳統觀念,于詩人之詞、詞人之詞外,更增入學人之詞一派,從而拓寬了詞之疆域。第三,清代詞派紛呈,迥異前代。自明末陳子龍創立雲間詞派,流風所及,主宰順治一朝。康熙年問,陽羨、浙西二派高標並舉,陳維崧、朱彝尊領袖詞壇,使得“嘉慶以前,為二家牢籠者十居八九”(譚獻《篋中詞》二),而浙派影響尤大。沿及嘉道間,張惠言兄弟《詞選》出,創立常州詞派,經過周濟、譚獻為之揄揚,每變愈上,不僅在清代中後期佔統治地位,降及近現代詞壇,亦每見其流風余韻。而屬于上述流派又加以變異者,或不屬特定流派而自出機杼者,亦復不少。第四,創作的興盛引起了理論的繁榮。清代的詞論發展達到了宋以來的最高水平,從一個方面開拓了抒情詩的理論,同時也就提高和發展了其創作,比起前代詞論實不可同日而語。理論既是創作成果的總結,又推動著創作的進一步發展,二者互相促進,清詞才高潮迭起。第五,清代詞人之眾、作品之多,亦達到空前的程度。據已出諸總集統計,唐代計有詞人170余人,詞作25()0余首(據張璋等《全唐五代詞》統計。按曾昭岷等《全唐五代詞》收錄較此為多,但諸家標準不一,也無法統一);宋代計有詞人1430余人,詞作20860余首(據唐圭璋《全宋詞》、孔凡禮《全宋詞補輯》統計);金代計有詞人70余人,詞作3570余首;元代計有詞人210人,詞作3’720余首(金元二代據唐圭璋《全金元詞》統計);明代計有詞人1860余人,詞作25000余首(據饒宗頤初纂、張璋總纂《全明詞》,以及周明初等《全明詞補編》統計)。而清代僅順治、康熙兩朝詞人,已達2500余家,詞作60000余首(據《全清詞‧順康卷》、《全清詞‧順康卷補編》統計)。準此而論,清代詞人當在1萬以上,詞作當在25萬首以上。當然,數量並不等于質量,多並不等于好,但數量必然表現出一定的質量,也是事實。第六,清詞往往對前人已經開創的境界,加以深化,即在摹擬中求發展,不僅追求風格的多樣化,更進一步追求多種風格的熔鑄,從而創造了更廣泛深微的藝術境界。
以上所舉,或有不夠全面之處,但清詞的價值已大略可見。前輩學人多有倡言清詞中興論者,如沈曾植《疆村校詞圖序》雲:“詞莫盛于宋,而宋人以詞為小道,名之日詩余。及我朝而其道大昌。”徐珂《清代詞學概論》雲:“詞之學剝于明,至清而復之,直接南北兩宋,可謂盛矣。”葉恭綽《清代詞學之撮影》更具體分析了清詞能上接兩宋的原因,一在托體尊,二在審律嚴,並宣稱︰“我看清代文學多不能超越前代的。如曲不及明,更不及元;又詩也不及明朝,獨詞較好。可知清人對于詞的研究深切了。由此看來,清詞立在重要的地位,定無可疑的。”這些都並非無的放矢之言。
……
首先,較之宋詞,清詞的境界更為開闊。從明清易代天翻地覆的大變化,直至清王朝被撼動以至被推翻,一切重大的政治社會事件無不在清代詞人筆下有著豐富而生動的表現。尤其是嘉道以降,外侮頻仍,鴉片戰爭的烽火和八國聯軍的刀槍,都深深震撼了詞人們的心靈,使他們的詞作流露出前所未有的感愴。可以說,只有到了清代,才徹底破除了“詩莊詞媚”之類的舊說,幾乎無事不可以入詞,從而使詞成為一種在描寫對象上幾乎不受任何限制的完整意義上的抒情詩體。其次,清代著名的詞家,如朱彝尊、張惠言、周濟、譚獻、王鵬運、朱祖謀、王國維等,多為學人,其以治經之法治詞,不僅對詞集的流播校輯貢獻甚大,而且沖擊以至打破了“詞為小道”的傳統觀念,于詩人之詞、詞人之詞外,更增入學人之詞一派,從而拓寬了詞之疆域。第三,清代詞派紛呈,迥異前代。自明末陳子龍創立雲間詞派,流風所及,主宰順治一朝。康熙年問,陽羨、浙西二派高標並舉,陳維崧、朱彝尊領袖詞壇,使得“嘉慶以前,為二家牢籠者十居八九”(譚獻《篋中詞》二),而浙派影響尤大。沿及嘉道間,張惠言兄弟《詞選》出,創立常州詞派,經過周濟、譚獻為之揄揚,每變愈上,不僅在清代中後期佔統治地位,降及近現代詞壇,亦每見其流風余韻。而屬于上述流派又加以變異者,或不屬特定流派而自出機杼者,亦復不少。第四,創作的興盛引起了理論的繁榮。清代的詞論發展達到了宋以來的最高水平,從一個方面開拓了抒情詩的理論,同時也就提高和發展了其創作,比起前代詞論實不可同日而語。理論既是創作成果的總結,又推動著創作的進一步發展,二者互相促進,清詞才高潮迭起。第五,清代詞人之眾、作品之多,亦達到空前的程度。據已出諸總集統計,唐代計有詞人170余人,詞作25()0余首(據張璋等《全唐五代詞》統計。按曾昭岷等《全唐五代詞》收錄較此為多,但諸家標準不一,也無法統一);宋代計有詞人1430余人,詞作20860余首(據唐圭璋《全宋詞》、孔凡禮《全宋詞補輯》統計);金代計有詞人70余人,詞作3570余首;元代計有詞人210人,詞作3’720余首(金元二代據唐圭璋《全金元詞》統計);明代計有詞人1860余人,詞作25000余首(據饒宗頤初纂、張璋總纂《全明詞》,以及周明初等《全明詞補編》統計)。而清代僅順治、康熙兩朝詞人,已達2500余家,詞作60000余首(據《全清詞‧順康卷》、《全清詞‧順康卷補編》統計)。準此而論,清代詞人當在1萬以上,詞作當在25萬首以上。當然,數量並不等于質量,多並不等于好,但數量必然表現出一定的質量,也是事實。第六,清詞往往對前人已經開創的境界,加以深化,即在摹擬中求發展,不僅追求風格的多樣化,更進一步追求多種風格的熔鑄,從而創造了更廣泛深微的藝術境界。
以上所舉,或有不夠全面之處,但清詞的價值已大略可見。前輩學人多有倡言清詞中興論者,如沈曾植《疆村校詞圖序》雲:“詞莫盛于宋,而宋人以詞為小道,名之日詩余。及我朝而其道大昌。”徐珂《清代詞學概論》雲:“詞之學剝于明,至清而復之,直接南北兩宋,可謂盛矣。”葉恭綽《清代詞學之撮影》更具體分析了清詞能上接兩宋的原因,一在托體尊,二在審律嚴,並宣稱︰“我看清代文學多不能超越前代的。如曲不及明,更不及元;又詩也不及明朝,獨詞較好。可知清人對于詞的研究深切了。由此看來,清詞立在重要的地位,定無可疑的。”這些都並非無的放矢之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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