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小說修辭模式的嬗變:從宋元話本到五四小說

中國小說修辭模式的嬗變:從宋元話本到五四小說
定價:150
NT $ 131
  • 作者:郭洪雷
  • 出版社:上海三聯書店
  • 出版日期:2008-04-01
  • 語言:簡體中文
  • ISBN10:7542627457
  • ISBN13:9787542627452
  • 裝訂:300頁 / 21 x 15 cm / 普通級 / 初版
 

內容簡介

本書是在作者的博士學位論文的基礎上修改完成的。

該書共分5個章節,主要對中國小說倏模式的嬗變作了介紹,具體包括「小說修辭:一個有待標示的經驗空間」、「中國古代小說的兩個傳統與兩個主導修辭模式」、「中國近代小說修辭的多向突破」、「現代小說修辭模式的建立」等。

該書可供各大專院校作為教材使用,也可供從事相關工作的人員作為參考用書使用。
 

目錄


引言
第一章 小說修辭:一個有待標示的經驗空間
第一節 小說研究:從敘事學到修辭學
第二節 小說研究中的宏觀修辭與微觀修辭
第三節 本研究的理論構成及思路展開
第二章 中國古代小說的兩個傳統與兩個主導修辭模式
第一節 在唐傳奇的「背后」
第二節 中國古典小說修辭的「言語」模式與「書志」模式
第三節 宋、元話本:「言語」修辭模式的成型
第四節 「說話人虛擬修辭」慣性下的明、清章回小說——以「四大奇書」和《紅樓夢》為中心
第三章 中國近代小說修辭的多向突破
第一節 近代小說文本構成發展的三個方向
第二節 一個不能忘記的人和他組織的一次活動
第三節 「蟬蛻」之跡:「四大譴責小說」的文本構成
第四節 小說修辭模式現代轉型中的蘇曼殊
第四章 現代小說修辭模式的建立(上)——兼論五四小說的詩性修辭
第一節 「浪漫主義」:古今與中外
第二節 五四小說的「浪漫」傾向及詩性修辭的限度
第三節 「寫」與「做」:一個不得不思考的問題——現代小說修辭意識的自覺
第四節 短篇小說的興起與現代小說的時空意識
第五節 個案分析:張愛玲小說的色彩修辭
第五章 現代小說修辭模式的建立(下)
第一節 艱難的「命名」:從「寫實主義」到「現實主義」——五四「寫實」小說的修辭困境
第二節 「推倒」與「建設」——「現實主義」修辭成規的初步建立
第三節 「說話人」的「幽靈」——代結束語
附錄:新、舊修辭學對小說修辭研究的啟示
一、古典修辭學及其社會、文化品格
二、新修辭學的理論走向
三、布斯小說修辭理論的貢獻及其局限
四、新舊修辭理論為小說修辭研究提供的理論可能
五、小說修辭倫理與敘事倫理
參考文獻
后記
 

我想,評價一部學術著作的優劣,有個道理應該說是學界的共識,那就是一部優秀的學術著作,應該具有一種一而二、二而一的雙重品格,即:它既提供了一種具有自主創新價值的學術建構,同時又主治學態度、治學方式與方法上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或者說足可成虧一種范例。

對此,作為一種衡量尺度和理想性期待,有志的學人一向還是心革有數的。就以近百年來以變易的深刻、迅捷和以異質性介入進行重構為其特征的學術發展而論,具備這種品格的論著即多不勝數。然而這期間足以引為憾者,尤其是在治學理念和學術姿態方面所表現出的偏枯及其在學術發展中引起的不良影響,也是相當嚴重的,對其則更應給予清醒的認識。不然的話,其對當今學術發展的貽害將難以得到根治。事實上,這種由歷史發展的特殊性而形成的「學術」對於學術根本需求的偏離,至今仍被一些人視為學術實現「現代性」轉換的途徑,和使新文學學科獲得獨特性價值與獨立地位的基本遵循。在我看來,這種偏向主要集中表現於以下兩個方面。

一個方面是在基本理論建構上表現出的對西方思潮和文論的一味追趨與依賴。回首近百年來新文論倡導與建構的實際發展,盡管也呈現為多元並峙與互動的狀態,其中也不乏以審慎的學理立場會通中西的文論主張和頗富實績的文論尤其是文學批評的成果,但從占據歷史主導性位置的文論主張和理論建構來看,這種傾向則是極為醒目的存在了。在主導性文論里,傳統文論多被否定與擱置,基本上處於「失語」的狀態,而為其張揚和使用的理論幾乎全部從西方拿來,與我之研究者主體和本土研究對象之間皆非互動發現的生成性關系。究其實質,此等研究者主體,實為使用者主體,它們不是理論的生成體,充其量不過是「他者」理論的一個傳播性載體,一個為其操控的工具化的人。我這樣說,其意並不在於否定我國文論在實現現代轉型中向西方文論借鑒的必要性和為其所實際呈現的重要作用。我只是在於說明,在必須與世界溝通對話中才能實現的歷史、文化的現代轉型中,為歷史特定形勢所需要的價值理解的合理的片面性,並不等於學理上片面理解的合理性。須知,人類文化固然有其共通的內涵和形式,但在不同的地理、種性和社會歷史發展的情境中形成的不同的文化系統,又都必然地有着與其特定生成基礎密切相關的個性特征。如果以所謂「共通性」取代特殊性,尤其是誤將只是作為西方文化系統演進發展的成果當作「共通性」的理論建構來否定本土傳統存在和自主發展的合理性,其后果將是不言而喻的!更有甚者,西方文論的發展,不同階段不同主張的理論建構之間,自有其起承轉合的特定關系聯接,而我們有些學人卻不明就里,就隨便片言只語地拿來拼湊使用。這樣做的結果,且不說於正常的學術建構無益,就是於學風也是一種嚴重的敗壞。

另一個方面的表現是在學科發展上的畫地為牢。尤其是在現代文論和現代文學的學科對象界定中,受今古對峙、異質的成見影響過深,除了將古代文論、古代文學排除在這兩個學科研究對象之外(一般說來,在維護學科對象的獨特性方面,這樣做還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在這一問題上也不能絕對化,比如,如果將對現代文學的認定僅僅局囿於「五四」之后的「新」文學,那就在現代文學時空的完整性上與實有悖了),還將研究的視野與探索也局限在被認定的對象范圍內,仿佛它是一塊「飛來石」,不在其范圍內把握就不能保證其真純似的。殊不知,這種斬斷文脈或者說隔斷傳統的認知方式,卻恰恰不能正確地全面地把握這段文論或文學生成發展的內在紋路,為其所得出的結論勢必悖謬於對象本身的歷史性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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