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的百科辭書

“學術史叢書”總序
代序 作為“文化工程”與“啟蒙生意”的百科全書
從“尚友錄”到“名人傳略”——晚清世界人名辭典研究
一 從《萬姓統譜》到《尚友錄》
二 從《尚友錄》到《外國尚友錄》
三 從《外國尚友錄》到《海國尚友錄》
四 從《海國尚友錄》到《世界名人傳略》
晚清新政與西學百科全書
瓦格納(Rudolf G．Wagner)
一 定義
二 發端
三 系統闡釋西學的幾類著述
四 西方與日本論科學與社會的中文翻
五 考察之旅
六 歷史和地理方面的著述
七 當代大事
八 百科全書
九 出版高潮與政治意涵
清末百科辭書條目特色研究
一 前言
二 條目內容特色
三 小結
附錄一 清末百科辭書項目別卷數一覽表
附錄二 清末百科辭書條目選摘
“糾纏知識”的範本——《記聞類編》研究 費南山(Natascha Gentz)
一 《記聞類編》的組織編排
二 《記聞類編》的意圖
三 結論
附錄 《記聞類編》的內容
晚清百科全書、《新學備纂》及其與科舉制度的關系阿梅龍(Lwo Amelung)
一 引言
二 “百科全書性”出版物出現的有關科舉制度的背景
三 分類方法
四 內容及內容的來源
五 小結論
附錄《新學備纂》序言
未完成的中西文化之橋——一部近代中國的百科全書(1911)
米列娜(Milena I)olezelova—Velingerova)
一 對一種新的、外國“百科全書”的需求
……
晚清辭書與教科書視野中的“文學”
“為人人所必需的有用新知”？——商務印書館及其《新文化辭書》

有兩種出版物，發行量大，流通面廣，但歷來不被思想史或文化史專家關注，一是教科書，二是辭書。出版家則不一樣，曾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參與編纂《新字典》和《辭源》的高夢旦（1870-1936）就堅定地宣稱︰“教育之普及，常識之備具，教科書辭書之功為多。”在我看來，此話當真，不算“王婆賣瓜”。對于影響一時代普通人的知識結構、文化趣味以及思維方式，辭書和教科書均功不可沒。正因此，我曾仿照梁啟超的說法，將學校、辭書教科書作為另一個“傳播文明三利器”。理由是，費時費力較多、講究通力合作，故無法“千里走單騎”的辭書出版以及教科書編撰，如強勁的後衛，支撐著整個社會的學術積累與知識創新。

同樣以普及知識為己任，辭書和教科書的定位還是略有分別。討論教科書的功過得失，教育家最有發言權；至于為何以及如何編纂辭書，出版家的意見值得重視。上述高夢旦的話，其實並不完整；雖則並列教科書和辭書，高強調的重點在後者︰“歐風東漸，學術進步，百科常識非一人之學力可以兼賅。而社交日用之需要，時又不可或缺。夫文詞如是其浩博也，學術如是其繁賾也，辭書之應用，較教科書為尤普。”1915年，也就是《新字典》出版三年後，兩部重要辭書面世︰商務印書館推出了《辭源》，中華書局則印行了《中華大字典》。後者的主編陸費逵(1886—1941)稱︰“世界愈文明，字典之需要愈急鞏。”；而前者的主編陸爾奎(1862—1935)亦雲︰“一國之文化，常與其辭書相比例”；“國無辭書，無文化之可言州”。你可以說這是當事人的“自吹自擂”，不可信；我則認定，在這些“廣告語言”背後，確實隱含著一代出版人普及知識、啟迪民眾的雄心壯志。這種混合著啟蒙心態與商業計謀的“論說”，很真誠，也很“狡猾”，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

相對來說，我們可能對曾任北京大學校長十年的蔡元培(1868—1940)的話更有信心。就在出任北大校長的那一年，1917年10月，蔡元培撰《(植物學大辭典)序》，稱︰“一社會學術之消長，觀其各種辭典之有無、多寡而知之。各國專門學術，無不各有其辭典，或繁或簡，不一而足。”學術發展與辭書編纂之間的關系極為密切，可謂“互為因果，流轉無已”。此大辭典乃“集十三人之力，歷十二年之久，而成此七百有余面之巨帙。吾國近出科學辭典，詳博無逾于此者”，故值得大力表彰。更重要的是，蔡元培借此大辭典的出版，表達了如下期待︰

所望植物學以外，各種學術辭典，繼此而起，使無論研究何種學術者，皆得有類此之大辭典，以供其檢閱，而不必專乞靈于外籍，則于事誠便，而吾國學術進步之速率，亦緣是而增進矣。

比起蔡先生另外兩則談論辭書的文章——1912年的《(新字典)序》和1925年的《(哲學辭典)序》——這篇同時刊于商務印書館版《植物學大辭典》卷首和《東方雜志》、《北京大學日刊》上的序言，更能代表其開闊的學術視野。

至于為何這麼看重辭書的編纂與刊行，蔡先生只從“學術進步”立說，不及此前嚴復(1854—1921)和黃人(1866—1913)的論述精致。在嚴、黃二君看來，知識廣博固然很重要，但更值得關注的是，國人對于新學說的望文生義、囫圇吞棗，需要權威的辭書來加以“界說”與“辨正”。1908年，嚴復應商務印書館之邀，為顏惠慶等編著的《英華大辭典》撰寫序言，特別稱譽西方辭典之花樣繁多，有數十巨冊，也有盈握小書，至于注解，更是各有擅場。“凡國民口之所道，耳之所聞，涉于其字，靡不詳列。凡此皆以備學者之搜討，而其國文字所以不待注解而無不可通也。州’’三年後，嚴復又應邀為黃人編纂的《普通百科新大辭典》作序，特別指出為何需要好的大辭典，就因為國人讀書“不求甚解”︰

其尤害者，意自為說，矜為既知，稗販傳訛，遂成故實，生心害政，詼遁邪淫。然則名詞之弗甄，其中于人事者，非細故也。

作為學部名詞館總纂，為一位大學教授編纂的“大辭典”寫序，應該說是責無旁貸；更何況，二人同樣堅信，借編纂辭典來嚴定界限，甄別名詞，可以改變國人“意自為說”的陋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