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世紀的挑戰:中國國際關系學科的發展(修訂版)

跨世紀的挑戰:中國國際關系學科的發展(修訂版)
定價:288
NT $ 251
  • 作者:袁明/主/編
  • 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
  • 出版日期:2007-11-01
  • 語言:簡體中文
  • ISBN10:7301129017
  • ISBN13:9787301129012
  • 裝訂:357頁 / 23 x 15 cm / 普通級 / 初版
 

內容簡介

這次會議本身並沒有給這些根本性的問題提出完整的答案。如果說這次會議有一定成果的話,那就是它將中國國際關系學科建設中所面臨的一些挑戰的內容具體化了。收錄在這本論文集中的是會議的大部分論文。這些論文大多完成於1991年6月以前。自那時至今,國際社會中發生了不少令人眼花繚亂的事件。這些變化進一步說明了我們所面臨的挑戰的嚴峻性。誠如與會的所有學者所提到的,我們正身處一個充滿錯綜復雜的矛盾的歷史階段中,在觀察與處理國際關系問題時,需要格外的冷靜、格外的謹慎。本書中的論文從各種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許多問題,希望在大學對國際問題作縝密周到的思考時,有一些參考的價值。

  本書聚焦中國國際關系學科建設問題,由18位中外知名學者就國際格局、國際關系學、國際政治經濟學、中國外交等撰寫專題論文,介紹了一系列有代表性的觀點。
 

目錄

修訂版自序
跨世紀的挑戰:中國國際關系學科的發展(代前言)
(一)
 世界格局的重大變化和中國的國際關系理論
 國際關系的新時代
 全球框架中的亞太區域
 權力關系的轉移和冷戰的結束
 「美國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會出現嗎?
 雅爾塔后的歐洲重建問題
 亞太區域的新時代:從兩極到多中心
 對國際新秩序問題的幾點思考
 舊游戲還是新秩序:國際變革的理論與闡釋
(二)
 現實主義思想與新現實主義理論
 西方國際關系學說在東亞:日本的經驗
 西方國際關系研究在中國:回顧與思考
(三)
 經濟區域主義的挑戰
 中國的國際經濟學研究:挑戰•困境•出路
(四)
 「華夷秩序」論
 晚清中國外交:歷史沖突中的失落與更新
 20世紀中國外交基本線索芻議
 國際關系理論與中國外交研究
 「全球化」與中國國際關系研究
作者簡介
后記
 

1962年秋天,我考入北京大學西方語言文學系。報到之后,得知要我學英語專業,着實還有些猶豫。因為在上個世紀的60年代初,中國與世界的聯系不多,有較好關系並深入交往的國家似乎就是幾個「點」,如亞洲的朝鮮、越南,歐洲的阿爾巴尼亞,加勒比海的古巴。我要求學習西班牙語,相信將來可以投身到卡斯特羅領導的古巴革命中去。但是西班牙語在當時是熱門,師資力量缺,每隔三年才招生一次。我只好學了英語。沒有想到,這門外語,幫助我進入了原來很不熟悉的西方人文精神世界;更沒有想到,18年以后,英語成了我在北京大學法律系作為國際法與國際關系史研究生學習時的「特長」;成為我日后與國際上各種「圈子」交流時不可缺少的工具。我深悟,人還是要順應時代,時代比人強。

然而,語言畢竟是工具。1983年春天,我第一次走出國門,到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做訪問研究。記得到伯克利的第一周,我就被邀請去參加一個「美國西部地區中國問題研討會」。聽着美國學者們充滿自信、滔滔不絕地評論中國政治、經濟、社會、歷史、文化,我完全跟不上了。我感嘆在大洋彼岸怎麼會有這麼一個龐大的話語體系在描述中國,而我們對這個話語體系競完全不了解。回想起來,那次會議,真是對我懂得「美國人怎麼看中國」的啟蒙。我想參與討論,想說明,還想爭辯,我的英語沒有問題,但是我不知道如何與這個話語體系對話。我逐漸了解到,美國的「中國研究」,原來是美國的亞洲研究、地區研究的一部分。這里還需要說明的是,與當時美國的蘇聯研究、拉丁美洲研究等相比,甚至與美國當時的日本研究相比,美國的中國研究從人才到文獻資料,都還有相當的差距。我還了解到,這些地區研究,統歸於美國的國際問題與國際關系研領域之內;而國際研究,又統歸於政治學的范疇。所以,要了解這個龐大的話語體系,就要了解它的全部而不是局部,要了解它的思想源頭、方法邏輯、學術脈絡,還可以一直追溯到歐洲與歐洲文明。一句話,要走進西方學者的精神家園。這個挑戰實在是太大了。在現代世界交通發達的情況下,關山飛度易,跨越重洋易,但是如想進入異質文化的精神家園,還是難。我們懂了英文,想進入他們的精神家園尚且不易,而美國懂中文的人數比例就更小了,他們要想進入我們的精神家園,那就更難了。也許,這種並不顯現在水面上的、由歷史形成的、帶着各自地域和文化特色的人類精神家園的分割,竟是「國際關系」的某種底色?

1984年夏天,我作了一次歐洲漫游,去了英國、法國、意大利、德國、奧地利和瑞士。當時游歷的具體目的,是為我日后計划在北京大學開設「近代歐洲國際關系史」這門課程作資料准備和實地考察。盡管事先有一些書面知識積累,但是當我真正駐足於法國凡爾賽宮和奧地利熏布隆宮,走進歐洲的大小教堂,探訪一系列歐洲著名國際會議舊址,參觀曾叱吒風雲的歷史人物故居時,我還是陷入了深深的沉思。究竟是什麼樣的歷史力量,讓歐洲在進入近代之后,如陳樂民先生曾形象地用擬人手法所描繪的——「突然加快了歷史的腳步」?而且不但自身發展,還在「幾百年中,競使亞洲各國震動不安,非洲土人加速奴化,南北美洲被歐洲移民者所占領。十六、十七、十八世紀,歐洲在世界歷史的發展上,確實成了重點」(周谷城先生語)。當我從歐洲回到美國以后,我向不少美國國際關系學者講述我的「歐洲困惑」,可是,多數美國學者反應淡漠。他們說,研究國際問題,不必去想那麼多的歷史,重要的是理論,是方法論。我逐漸理解,這真是一種「美國特色」。他們也確實有實力講這個話。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美國學者憑借着巨大的財力、人力與物力,當然也憑着他們的創新精神,創造了美國國際關系研究的洋洋大觀,其影響力已經遠遠超出美國本土,成為人們現在通常說的美國在世界政治經濟中「軟實力」的一部分。但是,這還是不能解決我的困惑。美國人看歐洲,中國人看歐洲,歐洲人自己看歐洲,是不是完全一樣呢?看來除了宗教影響,到了世俗層面上,人的精神家園,還是很難大一統的。尤其到了學術界,更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換句話說,人的精神家園除了上面講的因地域、歷史等自然因素造成分割之外,還有人為因素。古今中外的學人們,其實都是某一種特定人群的精神家園的塑造者和守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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