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見或透識隱藏于深處的棘手問題是艱難的,因為如果只是把握這一棘手問題的表層,它就會維持原狀,仍然得不到解決。因此,必須把它“連根拔起”,使它徹底地暴露出來;這就要求我們開始以一種新的方式來思考。……難以確立的正是這種新的思維方式。一旦新的思維方式得以確立,舊的問題就會消失;……因為這些問題是與我們的表達方式相伴隨的,一旦我們用一種新的形式來表達自己的觀點,舊的問題就會連同舊的語言外套一起被拋棄。
鄧正來,1956年2月生,1982年畢業于四川外語學院。吉林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吉林大學理論法學研究中心西方法哲學研究所所長,“中國文化書院”導師。創辦並主編《中國社會科學季刊》和《中國書評》。主要研究領域為社會科學和知識社會學,側重西方自由主義的研究。主要論著有《國家與社會︰中國市民社會研究》、《研究與反思︰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的思考》、《自由與秩序︰哈耶克社會理論的研究》、《中國法學向何處去》、《法律史解釋》、《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主編兼主譯)、《自由秩序原理》、《哈耶克論文集》、《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等。主要研究領域為社會科學和知識社會學,側重西方自由主義的研究。
目錄
社會秩序的建構及其正當性
——《國家與社會︰中國市民社會研究》自序
致謝
建構中國的市民社會
市民社會與國家
——學理上的分野與兩種架構
台灣民間社會語式的研究
中國發展研究的檢視
——兼論中國市民社會研究
國家與社會
——中國市民社會研究的研究
國家與市民社會
——一種社會理論的研究路徑
中國近代史中的國家與社會
——序《轉型時期的社會與國家》
“國家與社會”研究框架的建構與限度
——對中國鄉土社會研究的評論
市民社會與國家知識治理制度的重構
——民間傳播機制的生長與作用
關于國家與市民社會研究的答問錄
國家與社會之間
——鄧正來先生訪談錄
國家與市民社會的研究及其相關問題
——《市民社會理論的研究》自序
附錄一
市民社會與國家權力型態
晚清帝國的“市民社會”問題
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
附錄二
關于市民社會研究的主要參考文獻(中文部分)
——《國家與社會︰中國市民社會研究》自序
致謝
建構中國的市民社會
市民社會與國家
——學理上的分野與兩種架構
台灣民間社會語式的研究
中國發展研究的檢視
——兼論中國市民社會研究
國家與社會
——中國市民社會研究的研究
國家與市民社會
——一種社會理論的研究路徑
中國近代史中的國家與社會
——序《轉型時期的社會與國家》
“國家與社會”研究框架的建構與限度
——對中國鄉土社會研究的評論
市民社會與國家知識治理制度的重構
——民間傳播機制的生長與作用
關于國家與市民社會研究的答問錄
國家與社會之間
——鄧正來先生訪談錄
國家與市民社會的研究及其相關問題
——《市民社會理論的研究》自序
附錄一
市民社會與國家權力型態
晚清帝國的“市民社會”問題
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
附錄二
關于市民社會研究的主要參考文獻(中文部分)
序
洞見或透識隱藏于深處的棘手問題是艱難的,因為如果只是把握這一棘手問題的表層,它就會維持原狀,仍然得不到解決。因此,必須把它“連根拔起”,使它徹底地暴露出來;這就要求我們開始以一種新的方式來思考。……難以確立的正是這種新的思維方式。一旦新的思維方式得以確立,舊的問題就會消失;……因為這些問題是與我們的表達方式相伴隨的,一旦我們用一種新的形式來表達自己的觀點,舊的問題就會連同舊的語言外套一起被拋棄。
——維特根斯坦《札記》
我一直關注“社會秩序的建構及其正當性”這個問題。在很大程度上講,我迄今為止所做的學術研究都是和這個問題緊密相關的,而且我的學術旨趣也在于對這個問題以及使這個問題成其為問題的各種因素的思考。在我看來,這是一個植根于我們個體的生命、特定時空的中國,以及我們所處于的我所謂的開放的“全球化”世界的大問題。本文集所收錄的我從1992年以來就“國家與市民社會”論題發表的一些論文和譯文,就是從一個特定的維度出發對“我們所生活于其中的社會秩序的正當性”問題及其研究狀況所做的一個個案性的分析、反思和批判。
在“國家與市民社會”這個題域中,我的努力主要是透過對既有的政治學和社會學理論解釋模式的批判和反思而試圖建構起中國社會理論中的“國家與市民社會”或“國家與社會”分析框架,並努力依據此一分析框架而揭示出中國在步入全球性現代化進程以後所遭遇到的各種問題及其背後所隱含的更為深層的結構性困境。這一努力的要旨在于為既有的以國家為中心的自上而下的分析框架中引入“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的概念或向度,主張中國社會的發展以及存于其間的秩序在缺失國家建設的特定情勢中都必須依賴于社會與國家之間的互動,更是強調指出不同的知識系統在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的遭遇需要改變原有的社會結構並步向國家與社會相分離但卻良性互動的社會結構。顯而易見,經由“市民社會”概念的闡發而引入的這種自下而上的社會政治向度,不僅可以為型構“國家與市民社會”理論分析框架提供一個強硬的理論基礎,而且也可以為中國社會秩序的分析提供一種具有較強解釋力的路徑。
然而這一努力還存在著兩個需要進一步追究的問題並因此涉及到了我對其他兩個論題的研究。首先,立基于上述理路而建構的“國家與市民社會”框架所具有的解釋力,還只是在一般層面上或從進路角度上而言的,而在中國動態發展的我所謂的“文化非同質”的格局中,此一框架尚缺乏更為具體的解釋力。因為無論是“市民社會”概念還是“國家”概念顯然都是整體性的概念,而這種整體性概念的核心特征便是它把一種同質性或實體性強加給了它所試圖揭示的對象。正是這種概念的同質性或實體性特征,不僅經由研究對象的簡單化過程而遮蔽了中國的國家和市民社會各自內部的非同質性特征,而且還無力探及國家與市民社會之間相同質的部分。因此在我看來,這種同質性的概念隨著中國社會結構的深刻變革而越來越顯示出它在解釋方面的限度。其次,“市民社會”概念的引入並不能夠當然地解決“市民社會”市民化的問題或市民社會與自由主義間的關系問題。因為一如我們所知,市民社會雖說與國家相分立,但是只要它未解決其自身的“市民化”問題——或者說未解決好實體化的市民社會與個人組成的社會之間的關系,那麼這種實體化的整體性市民社會對個人所具有的支配性就未必會亞于國家的宰制力。
……
——維特根斯坦《札記》
我一直關注“社會秩序的建構及其正當性”這個問題。在很大程度上講,我迄今為止所做的學術研究都是和這個問題緊密相關的,而且我的學術旨趣也在于對這個問題以及使這個問題成其為問題的各種因素的思考。在我看來,這是一個植根于我們個體的生命、特定時空的中國,以及我們所處于的我所謂的開放的“全球化”世界的大問題。本文集所收錄的我從1992年以來就“國家與市民社會”論題發表的一些論文和譯文,就是從一個特定的維度出發對“我們所生活于其中的社會秩序的正當性”問題及其研究狀況所做的一個個案性的分析、反思和批判。
在“國家與市民社會”這個題域中,我的努力主要是透過對既有的政治學和社會學理論解釋模式的批判和反思而試圖建構起中國社會理論中的“國家與市民社會”或“國家與社會”分析框架,並努力依據此一分析框架而揭示出中國在步入全球性現代化進程以後所遭遇到的各種問題及其背後所隱含的更為深層的結構性困境。這一努力的要旨在于為既有的以國家為中心的自上而下的分析框架中引入“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的概念或向度,主張中國社會的發展以及存于其間的秩序在缺失國家建設的特定情勢中都必須依賴于社會與國家之間的互動,更是強調指出不同的知識系統在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的遭遇需要改變原有的社會結構並步向國家與社會相分離但卻良性互動的社會結構。顯而易見,經由“市民社會”概念的闡發而引入的這種自下而上的社會政治向度,不僅可以為型構“國家與市民社會”理論分析框架提供一個強硬的理論基礎,而且也可以為中國社會秩序的分析提供一種具有較強解釋力的路徑。
然而這一努力還存在著兩個需要進一步追究的問題並因此涉及到了我對其他兩個論題的研究。首先,立基于上述理路而建構的“國家與市民社會”框架所具有的解釋力,還只是在一般層面上或從進路角度上而言的,而在中國動態發展的我所謂的“文化非同質”的格局中,此一框架尚缺乏更為具體的解釋力。因為無論是“市民社會”概念還是“國家”概念顯然都是整體性的概念,而這種整體性概念的核心特征便是它把一種同質性或實體性強加給了它所試圖揭示的對象。正是這種概念的同質性或實體性特征,不僅經由研究對象的簡單化過程而遮蔽了中國的國家和市民社會各自內部的非同質性特征,而且還無力探及國家與市民社會之間相同質的部分。因此在我看來,這種同質性的概念隨著中國社會結構的深刻變革而越來越顯示出它在解釋方面的限度。其次,“市民社會”概念的引入並不能夠當然地解決“市民社會”市民化的問題或市民社會與自由主義間的關系問題。因為一如我們所知,市民社會雖說與國家相分立,但是只要它未解決其自身的“市民化”問題——或者說未解決好實體化的市民社會與個人組成的社會之間的關系,那麼這種實體化的整體性市民社會對個人所具有的支配性就未必會亞于國家的宰制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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