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集輯錄了鄧正來先生從20世紀90年代初直至今天有關中國學術自主性研究方面的一些主要論文。在這些論文中,即有鄧正來先生關於「中國學術自主性」這一問題的最初思考,也有他對這一問題所做的持續推進,更含有一些最新的觀點及其展開,標志了迄今為止鄧先生關於「中國社會科學學術自主性」這一理論論題的一個比較完整的學術思考脈絡。
鄧正來,1956年2月生,1982年畢業於四川外語學院。吉林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吉林大學理論法學研究中心西方法哲學研究所所長,「中國文化書院」導師。主要論著有《國家與社會:中國市民社會研究》、《研究與反思: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的思考》、《自由與秩序:哈耶克社會理論的研究》、《中國法學向何處去》、《法律史解釋》、《自由秩序原理》、《哈耶克論文集》、《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等。主要研究領域為社會科學和知識社會學,側重西方自由主義的研究。
目錄
學術自主性問題:反思和推進——《學術與自主: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自序
致謝
關於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的思考
對知識分子「契合」關系的反思與批判——關於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的再思考(一)
學科與國家的迷思——關於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的再思考(二)
深度研究與自主發展——以澳門社會科學研究的分析為個案
根據中國的理想圖景——《中國法學向何處去》自序
批判與回應——尋求中國法學的主體性
化解整體的社會科學觀——「中國社會科學規范化」討論的討論
學術自主性與中國法學研究
附錄:
「學在民間」與中國社會科學的發展
中國學術刊物的發展與學術為本
知識生產機器的反思與批判——邁向中國學術規范化討論的第二階段
學術規范化與學術環境的建構——對《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學術規范(試行)》之合法性的質疑
社會科學與知識類型——兼評荷曼斯的《社會科學的本質》
學術翻譯與中國社會科學的發展
致謝
關於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的思考
對知識分子「契合」關系的反思與批判——關於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的再思考(一)
學科與國家的迷思——關於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的再思考(二)
深度研究與自主發展——以澳門社會科學研究的分析為個案
根據中國的理想圖景——《中國法學向何處去》自序
批判與回應——尋求中國法學的主體性
化解整體的社會科學觀——「中國社會科學規范化」討論的討論
學術自主性與中國法學研究
附錄:
「學在民間」與中國社會科學的發展
中國學術刊物的發展與學術為本
知識生產機器的反思與批判——邁向中國學術規范化討論的第二階段
學術規范化與學術環境的建構——對《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學術規范(試行)》之合法性的質疑
社會科學與知識類型——兼評荷曼斯的《社會科學的本質》
學術翻譯與中國社會科學的發展
序
收錄在本論文集中的一系列文字,很可能屬於我學術生涯中最重要的研究題域之一。在這些論文中,既有我關於「中國學術自主性」這一問題的最初思考,也有對這一問題所做的持續推進,更含有一些最新的觀點及其展開。因此可以說,本論文集標示了迄今為止我個人關於「中國社會科學學術自主性」這一理論論題的一個比較完整的學術思考脈絡。
在我看來,中國學術欲發展,就必須建構起中國學術自身的自主性。而建構中國學術的自主性基本上又分為兩個緊密相關的向度:第一個是學術自主性的國內向度。這一向度所涉及的是中國社會科學場域依照其運行邏輯而必須與經濟場域、社會場域和政治場域做出明確的界分。在《關於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的思考》一文中,我對那種將外部性因素或各種非學術場域與中國學術場域混為一談並且用前者所遵循的各種非學術邏輯取代學術自身的邏輯的思維方式進行了批判,而主張從外部性的向度轉向內部性的視角,或者更為准確地說,打通這兩種思維方式,進而從社會科學研究本身出發去探究這兩者間的復雜的互動關系——這一觀點后來被我進一步表述為所謂的「關系性視角」。這意味着,在我看來,中國學術自主性的建立,乃是在對學術場域與其他場域間關系的審查過程中,主張社會科學必須首先確立自身的自主性,必須在關涉到自身的獨立性問題上拿出強硬的科學態度來,因為只有依憑這種方式,社會科學才有可能獲致各種精確嚴格的手段,從而在與其他場域的競爭中獲致重要地位和潛力。
因此,正是在這一關系性的視角下,關於中國學術自主性問題的探討一開始就采取了「學術規范化運動」的形式並且以之為名,其間則關涉到了這樣兩個頗為重要的方面:首先,必須把學術研究的場域與經濟活動的場域、政治活動的場域和日常生活的場域嚴格區別開來,其中的要點在於:建構出中國社會科學自身的學術判准,以捍衛學術場域自身的自主性。其次,必須捍衛學術研究評價判准的自主性。這個問題的題中之義包括:我們必須把學術研究本身的重要性與研究對象的重要性嚴格區別開來;必須把學術研究本身的重要性與學者所在的相關研究機構的重要性嚴格區別開來;必須把學術研究的重要性與學術研究者的身份嚴格區別開來。
……
在我看來,中國學術欲發展,就必須建構起中國學術自身的自主性。而建構中國學術的自主性基本上又分為兩個緊密相關的向度:第一個是學術自主性的國內向度。這一向度所涉及的是中國社會科學場域依照其運行邏輯而必須與經濟場域、社會場域和政治場域做出明確的界分。在《關於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的思考》一文中,我對那種將外部性因素或各種非學術場域與中國學術場域混為一談並且用前者所遵循的各種非學術邏輯取代學術自身的邏輯的思維方式進行了批判,而主張從外部性的向度轉向內部性的視角,或者更為准確地說,打通這兩種思維方式,進而從社會科學研究本身出發去探究這兩者間的復雜的互動關系——這一觀點后來被我進一步表述為所謂的「關系性視角」。這意味着,在我看來,中國學術自主性的建立,乃是在對學術場域與其他場域間關系的審查過程中,主張社會科學必須首先確立自身的自主性,必須在關涉到自身的獨立性問題上拿出強硬的科學態度來,因為只有依憑這種方式,社會科學才有可能獲致各種精確嚴格的手段,從而在與其他場域的競爭中獲致重要地位和潛力。
因此,正是在這一關系性的視角下,關於中國學術自主性問題的探討一開始就采取了「學術規范化運動」的形式並且以之為名,其間則關涉到了這樣兩個頗為重要的方面:首先,必須把學術研究的場域與經濟活動的場域、政治活動的場域和日常生活的場域嚴格區別開來,其中的要點在於:建構出中國社會科學自身的學術判准,以捍衛學術場域自身的自主性。其次,必須捍衛學術研究評價判准的自主性。這個問題的題中之義包括:我們必須把學術研究本身的重要性與研究對象的重要性嚴格區別開來;必須把學術研究本身的重要性與學者所在的相關研究機構的重要性嚴格區別開來;必須把學術研究的重要性與學術研究者的身份嚴格區別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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