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新儒學與中國現代化

出版說明
自序
要重視對現代新儒家的研究
關于現代新儒家研究的幾個問題
現代新儒家的界定
現代新儒家在中國現代哲學史中的地位
關于研究的態度和方法
現代新儒學的產生、發展及其基本特征
一、民族本位的文化立場
二、中體西用的基本態度
三、道德形上的哲學追求
四、推重直覺的思維方式
略論現代新儒家之得失
第三代新儒家掠影
現代新儒學與中國現代化
中國現代三大思潮之間錯綜的對立統一關系
現代新儒學之“新”及其“現代”性格
現代新儒學的理論難題和現實困境
要正視“儒家資本主義”的經驗和挑戰
現代新儒學的發展歷程
1920～1949:現代新儒學發展的第一階段
1950～1979:現代新儒學發展的第二階段
1980～:現代新儒學發展的第三階段
結束語
論現代新儒學對傳統儒學的繼承、開新及其理論困限
展望儒學的未來前景必須正視的兩個問題
儒學的本質是什麼？
儒家人文主義能否在現代多元文化中佔有一席之地？它怎樣與其他思潮在健康的互動中發展？
現代新儒學研究的自我回省——敬答諸位批評者
現代新儒學的意識形態特征
現代新儒學發展的邏輯與趨向
現代新儒學研究在中國
作為中國現代三大思潮之一的現代新儒學
現代新儒學發展的三個階段及其代表人物
起步較早的港台、海外新儒學研究
中國大陸現代新儒學研究的興起和十年來的成績
海峽兩岸新儒學研究的交流和互動
大陸現代新儒學研究的特點和新近的思想動向
梁漱溟非理性主義哲學思想述評
社會背景和理論來源
生命、生活、宇宙——梁漱溟的形上哲學
直覺與理智——兩條不同的認識路線
向外與向內——新中體西用的文化觀
單的路與雙的路——梁漱溟走向非理性主義的方法
結束語
馮友蘭與中國哲學現代化
“闡舊邦以輔新命，余平生志事蓋在斯矣”
對中國哲學精神之執著地維護
引進西方的理性主義和邏輯分析方法
中西哲學結合的新階段
對未來世界哲學的瞻望
全面評價馮友蘭
中國哲學範疇研究的宏篇巨制——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評介
從80年代的“範疇熱”談起
《中國哲學原論》簡介
《中國哲學原論》的範疇研究方法
略論該書的不足之處
追求真、善、美的統一——從兩位中國現代哲學家說起
杜維明新儒學思想述評
成中英新儒學思想述評
評大陸新儒家推出的兩本書——《理性與生命》（1）、（2）
大陸新儒家:不容忽視的客觀存在
特征之一:公開批評“大陸馬列派”
特征之二:全面認同港台新儒家
有異于港台新儒家的“另一派”大陸新儒家會崛起嗎？
評大陸新儒家“復興儒學”的綱領
“復興儒學”的政治宣言和思想綱領
批判予頭直接指向“立國之本”
關于儒學可以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神話
關于“復興儒學”思潮產生的背景
儒學在21世紀的發展前景
《現代新儒學輯要全書》總序
《現代新儒學研究叢書》主編的話
現代新儒家
儒學第三期發展
儒家資本主義
評“中體西用”和“西體中用”
在國際中國哲學會第五屆大會的發言提綱
大力宣傳我們的文化主張——“綜合創新”論——《中國文化與文化論爭》讀後
批判繼承 綜合創新
“綜合創新”實已內涵有“辯證發展”的精神
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系問題
“文化中國”概念小議
評第二次文化熱的“話語轉換”
要注意研究90年代出現的文化保守主義思潮
當今中國是否存在一股文化保守主義思潮？
90年代文化保守主義的主要特征或表現
怎樣認識和對待今日的文化保守主義思潮？
20世紀中國哲學的宏觀審視
20世紀中國哲學史研究的回顧和展望
附錄一 現代新儒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訪方克立教授 關東
附錄二 現代新儒學研究與文化討論——訪方克立教授 汪先全 崔海教
附錄三 批判繼承 綜合創新——訪南開大學方在我立教授 王偉華
附錄四 現代新儒學研究十年回顧——方克立先生訪談錄 邵漢明

本書是我十年來關于現代新儒學和中國文化問題研究的文字的結集。

我過去的教學與研究工作，和大多數中國哲學史學界的同仁一樣，重點在中國古代哲學。十年前在一次座談會上即席作了“要重視對現代新儒家的研究”的發言，人們說︰“這個意見很好，你就來做這件事吧”，後來就把我推到了“現代新儒學思潮研究”課題組負責人的位置上。壓上這副擔子，可不同于在會上發幾句議論、談點個人看法，而是必須真抓實干，幾乎是從零開始在中國大陸重新組織和推動對現代新儒學的研究；並且必須把握正確的研究方向，如期拿出有一定學術質量的研究成果來，才能對國家和人民有所交待。十年來主要依靠集體的力量完成了這一課題的研究任務，我本人也在這方面增加了一些知識，隨著課題研究工作的進展陸續發表了一些文字。與課題組內其他同志深入的專人或專題研究不同，我關注的問題要宏觀一些，涉獵較廣而對每一個問題的研究都不十分深入，研究也缺乏系統性，這是自知其短的。但由于組織課題研究工作的需要，有些總體性問題甚或是涉及方向性的問題總得有人考慮，有人出來說話，這個角色往往只得由我來充任。所以，要從宏觀上了解十年來中國大陸現代新儒學研究的始終伴隨著思想論爭的復雜曲折進程，我的這些文字可能還記錄和保存了一些對後來的研究者有一定參考價值的資料。

我們一開始就意識到此一課題研究有著學術思想史研究和現實思想斗爭兩個方面的重要意義。課題工作是從中國現代學術思想史的角度來組織開展的，所以比較注意系統地編三代現代新儒家學者的學術資料，包括編“學案”和“論著輯要”，在此基礎上分別進行較為深入的專人和專題研究。“課題組始終十分強調兩點︰一是要詳細佔有資料，準確理解原意，這是實事求是地進行科學研究的基礎和前提；二是要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對現代新儒學進行一分為二的分析評論，既不盲目崇揚，也不抹煞它的貢獻和歷史地位。”這種研究態度得到了國內大多數學者的認同和不少港台海外學者的中肯評價，同時也受到了主要來自新儒家方面的批評。批評意見集中到一點，就是不滿意我們強調在現代新儒學研究中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港台新儒家把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看作是大陸新儒學研究無法突破的“瓶頸”，認為“除非大陸學者能擺脫馬列主義的教條和思想框框，他們對當代新儒學的研究不可能有真正的突破”。在他們看來，馬克思主義已經過時了，“將來中華民族的方向、歷史運動的方向必然是徹底的唯心論”，也就是中國新儒家的哲學。繼而大陸新儒家也指責馬克思主義是一種“先定原則”和“門戶之見”，認為“中國文化和新儒家思想在馬克思主義派那兒，是沒有原則意義，沒有體的層位的”，因而欠缺同情的了解，不可能真正做到“實事求是”。他們把“大陸馬列派”和“西方自由派”捆在一起來進行批判。新儒家首先在意識形態方面對馬克思主義表示不能相容並采取了進攻的姿態。而在我們看來，要對現代新儒學這種思想文化現象作出正確的歷史說明和進行科學的理論分析，離開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和辯證唯物論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們要堅持自信是正確的學術立場，把課題做下去並爭取順利完成，就不能對新儒家的批評視而不見听而不聞，而是必須作出回應，因而難免發生一些思想交鋒。作為課題組的負責人，這項工作我做的比別的同志要多一些，所以受到的批評也最多最直接最尖銳。這是不得已之事，但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因為各種批評均不無教益，而且也是對我們所持的馬克思主義學術立場的磨礪和考驗。

一旦涉獵中國現代思想史的研究領域，才體會到為什麼人人產常說這項研究工作難做把它視為畏途，為什麼“厚古薄今”的選擇對學者來說相對比較安全較少麻煩。但是我們又不能忘記本世紀的偉人毛澤東的指示︰“對于近百年的中國史，應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無組織的狀態。應先作經濟史、政治史、軍事史、文化史幾個部門的分析的研究，然而才有可能作綜合的研究。”現代新儒學在近百年中國思想文化史中的地位是不容抹煞的，所以此一課題研究的意義和價值也是不容懷疑的；而且我們所采取的“聚集人材”、“分工合作”的研究方法也正符合毛澤東的指示精神，並已在實際工作中取得了明顯的成效。這件事情總得有人去做，不論是誰去做，它都是我們這一代學者應盡的歷史責任。

現代新儒學研究課題是在80年代的文化討論中提出來的，它自然與回答和解決中國近現代文化討論一以貫之的主題，即中國向何處去、中國文化向何處去的問題，或謂古今中西問題（傳統與現代化的關系、中西文化關系問題）有著密切的聯系，它不僅是一個思想史研究的課題，而且這一課題研究本身就是直接參與文化討論，成為文化研究和文化討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在現代新儒學研究中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對近現代文化論爭、中國現代三大思潮及其相互關系的看法，每個研究者都要表明自己的文化立場，從正面提出自己的文化主張。在本世紀以來的諸多文化派別和文化觀點中，我比較傾心于張岱年先生倡導的“綜合創新”論，認為“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批判繼承，綜合創新”四句話可以簡要地概括馬克思主義文化觀的本質，也最適合中國的國情，代表了中國文化發展的正確方向。這也是我近十年來關注和議論得較多的話題之一。我們和現代新儒家在文化觀上的分歧，正是在于“綜合創新”與“中體西用”的區別和對立。

收入本書中的文字，據內容特征分為若干組。第一組是關于現代新儒學研究的綜論性文章，按照寫作時間先後排列，大體上可以反映十年來大陸現代新儒學研究的基本進展情況，這些文章反映出我的認識也有一個從抽象到具體的深化過程。第=組是關于現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及其思想、著作的個案研究文章，大都是出席有關學術會議的發言，只涉及某些方面的問題，並非全面系統的研究。其中最後兩篇是為了回答兩位大陸新儒家學者1995年8月在武昌“徐復觀思想研討會”上對我的批評，闡明我們之間的思想分歧所在而于近期寫成的，也屬于個案研討性質。第三組是為兩套現代新儒學研究或資料叢書寫的“總序”，以及為《孔子大辭典》寫的有關現代新儒學的幾個辭條。第四組是我近十年來參與文化討論，就中國文化發展的方向、方針、方法問題所發表的一些個人意見，中心是闡揚“綜合創新”的文化觀，批評文化保守主義和文化激進主義，有關文字也大都與現代新儒學研究有一定的聯系。最後附錄了幾位同志寫的訪談錄，其內容和前面的文章是基本一致的，可以互相參證。

需要說明的是，本書中有幾篇文章是我分別與曹耀明、鄭家棟、李翔海同志合作完成的。他們曾是我指導的研究生，現在都已成為在現代新儒學研究方面有多種論著出版的頗有影響的青年學者。有一套叢書“主編的話”是我和李錦全同志合寫的。所以，從一定意義上說，本書也是一項集體勞動的成果。“附錄”部分更是包含了訪談和記錄整理者的大量辛勤勞動在內。盛家林同志的提議、催促和幫助，天津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促成了本書的順利編輯出版。對于上述同志的合作與友情，我在此表示衷心感謝。

方克立
1996年12月28日于望京醫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