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忠華教授和韓曉玲教授送來他們合著的書稿《語言學與文化人類學的邊緣化及其交迭領域》,讓我看後賜序文一篇。我粗看一遍,卻留下很深的印象,使我想起了我讀過的跟這個領域有關的一些著作.家里書架上有的是這幾本︰馬林諾夫斯基的《兩性社會學》(李安宅譯),羅常培的《語言與文化》(第1版,第2版),Lowell
D.Holmes的Anthropology,林惠祥編譯的《文化人類學》(第1版1934,第2版1991),Leslie A.White的The Science of Culture:A Study of Man and
Civilization,莫里斯的《指號、語言和行為》(羅蘭、周易譯,英文版,中文版),胡文仲編的《跨文化交際學選讀》(英文版),鄧曉華的《人類文化語言學》,還有朱文俊的《人類語言學論題研究》等。1999年5月在湘潭大學召開英漢文化對比與跨文化交際研討會,會上汪榕培與張後塵二位學長委托我主編《語言多學科研與應用》,其中“人類語言學”一章是特約林書武先生寫的。他寫得很認真,材料豐富、準確,論述條理清晰,我很感謝他。傅懋勤為《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卷寫的“人類語言學”詞條我曾仔細看過,羅常培的《語言與文化》他在該詞條中只字未提,應該說是個不小的缺點,因為“1943年以後,他(羅常培)的治學道路又從語言學跨進文化人類學,其成果結集為本書——《語言與文化》。其中論及從語源看文化遺跡,從造詞心理看民族文化,借字和文化接觸,從地名看民族遷徙蹤跡,從姓氏別號看民族來源和宗教信仰(特別是為研究藏緬族的‘父子連名制’曾付出很多精力),從親屬稱謂看婚姻制度等都是很精彩的。”(邢公畹︰《語言與文化》再版序,語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4頁)很顯然,這些內容都屬于“人類語言學”。這本書雖小,但對中國的人類語言學具有重要的開拓作用,其歷史功績不可低估。
陳、韓著作的另一特點是詳細論述了人類文化語言學(ethnolinguistics)的四個基本論域︰文化本體論、語言世界觀、語言使用即文化實踐、言說/交際描寫文化人類學(ethnography of
speaking/communication)。作者雖然沒有明確說}H但實際上他們已經把這四個重要領域看作了人類文化語言學的研究對象。這就為建立自己的學科系統解決了首要理論問題︰明確學科研究對象。從學科建設的角度來看.羅著已經有了明確的學科交叉研究的思想,他在“引言”中說︰“假如我這一次嘗試能夠有些許貢獻,那就可以給語言和人類學的研究搭起一個橋梁來。這在國外本來(是)不足稀奇的,薩皮爾以語言學家晚年轉向人類學,馬林諾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以人類學家晚年轉向語言學,便是很好的例子。以作者的學識而論,本來不敢攀附這兩位有名的學者。況且這條路子存中同義是新創的方向,臨時搜集材料一定免不了疏陋(漏)的地方。”(正文第2頁,引文中括號內的漢字為本義作者所補/改)鄧著不但為“人類文化語言學”下了如下的定義︰“人類義化語言學是一門綜合學科,語言學的一個分支,綜合運用語言學和文化人類學的理論與方法,研究語言結構、語言變化和社會義化結構的關系,力圖在語言結構和文化之間建立對應關系。”(廈門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9頁)而且論述了學科產生的背景與意義、研究對象與範疇、理論與方法、跟相關學科的關系與發展前景(6-19),並建立了自己的學科理論系統。這本書價值如何?嚴學窘在序中評價說︰“建立一門新學科,必然伴隨著一大串概念的規定,只有這樣才能為一門學科找到獨特的領域和立足的根基。眼望著這滿載概念、判斷、推理、比較的科學語言之舟,向著邏輯真理的彼岸鼓起風帆,一路凱歌行進。曉華現在能夠開路帶著人走,而不是跟著人走,吾師羅常培先生晚年所專古代的‘語言與文化’之學,有所薪傳了。本書把語言學與文化人類學很好的結合在一起,真正解決了一些語言文化史上的重要問題,使本書具有較高的學術水平;本書對語言與文化的研究達到了一個新的境界,這是一部很有價值的理論著作。語言學與人類學相結合,開拓了一個新的領域,這在國內是首創,代表了文化語言學研究的真正方向。”朱老師的著作第一章講了人類語言學家考察語言的重心轉移(比如語言社會變體、話語模式與體態、語言間的異同及其社會文化根源等)和語義跟社會環境的關系(重點從功能與意義、意義與相互作、結構主義觀、語言、權力和思想等幾個方面)。這一章雖然簡略,但很值得關注,因為講的是西方該領域的研究動態與發展趨勢。但全書不追求理論的系統建構,重點在于以語言與文化的關系為主線進行微觀研究,比如語音、詞語、命名、委婉語、比喻、顏色、諺語、宗教、姓名、地名等等。方立的評價是“一部力作,不僅涉及面廣,而且論述精深。”(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II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