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本書積累大量關于美國選民的知識,這些知識將會影響到正常或候選人獲取總統之位的方法。該書通過理解動機和禁令、習慣、風俗、規則、時機如何組織了行為者的世界,並架構了他們的選擇來解讀不同情形下行為者——民主黨人、共和黨人、在職者、挑戰者、新聞工作者、代表和選民——的策略選擇。

《總統選舉》是一部杰出的著作,是與時代共進的經典作品。讀者不僅能深入了解總統選舉的現狀如何,還能了解現狀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將來會演變成怎樣。
 

目錄

前言
導論
第一部分 戰略環境
第一章 選民
為什麼人們不投票
投票率︰為何而投票——社會關聯理論
在選民們的頭腦里︰政黨
作為忠實選民集合的政黨
選民眼中的意識形態、候選人及議題
政黨身份的變化︰社會習慣與暫時性評估
一個核心戰略問題︰選民的注意力
注釋
第二章 群體
作為利益集團集合的總統投票
利益集團間的差別
“特殊”利益和公共利益集團
作為組織的政黨
第三黨
注釋
第三章 規則和資源
規則︰選舉人團
關于資源的思考
資源︰資金
資源︰對信息的控制
天時地利︰總統職位
義不容辭︰副總統職位
資源的轉換
注釋
第二部分 次序
第四章 提名過程
初選之前
艾奧瓦州和新罕布什爾州︰第一批障礙
這些歷史事件教給我們什麼?
初選
地方政黨大會/骨干會議
全國代表大會︰家務事
候選人和他們的競選班子
代表和骨干會議
作為廣告活動的代表會議
副總統候選人提名
全國代表會議的未來
注釋
第五章 競選運動
他們做些什麼?
競選活動的職業化
競選議題
獲得好的新聞報道
廣告
戰略戰術
負面競選活動
自我表達
辯論
失誤
注釋
第三部分 議題
第六章 評價
政策型政府的政治學理論
“參與式民主”方式的改革
某些特殊的改革
政黨綱領和政黨差異
注釋
第七章 美國的政黨和民主
選舉和公共政策
支持型政黨與調解型政黨
注釋
附錄
附錄A:各群體在總統選舉中的投票(1952—2000)
附錄B:在全國性選舉中的參與(按人口特征分類,1968—2000)
索引
 

比較是人類認識世界的基本方法,當這種方法被系統地用來認識政治現象時,就形成了政治的比較研究;當比較的對象是各自獨立的政治體系時,這種政治的比較研究就成為比較政治學。亞里士多德首創作為一門經驗科學的政治學,而他獲取和分析經驗材料的基本方法就是比較,這樣他就同時創建了比較政治學。自19世紀中期起,經驗研究和比較分析推動著政治學從思辨的哲學變成實證的科學。到19世紀末,政治科學發展成一門獨立的社會科學,而比較政治學則是政治科學的一個基本學科。

比較政治學有三個核心要素︰第一,比較方法必須貫穿該學科領域的任何一項課題的研究工作中。這一方法要求在同一研究中觀察和分析的對象須是不少于兩個並互為參照系的個體或群體,比較的直接目的是辨識它們之間的差異性和相似性,比較始于對事物外部特征的描述,進而對其異同做出分析和解釋。任何事物都是可以進行比較的,但是要使比較具有學術意義和社會意義,比較分析必須選擇和使用一定的理論工具。因此,比較的方法不是排他的,而是可以容納其他理論方法和技術方法的一種方法。第二,這門科學的研究對象是民族國家,至少應當是獨立的政治體系,所以現時代的比較政治學可以簡括地界定為“對民族國家的比較”。只有跨國的政治比較研究才屬于比較政治學,明確這一點是非常必要的,因為除此之外就難以劃定比較政治學的學科邊界。但是,以民族國家為比較分析的單位,並不意味著僅僅把國家和政府作為直接觀察的對象。事實上,被置于一定的民族國家的總體框架與情景中的任何政府和非政府單位,無論群體、組織還是個人,盡收比較政治學的研究視野之內。第三,比較政治學是一門經驗科學。從客觀存在的事實和經驗出發,進行實證研究或經驗分析,從中引出事物本身固有的規律性,通過描述、解釋和預測來認識政治現象,是這門學科的基本特征或另一核心要素。對比較政治學來說,真理是具體的。一切既有的概念、命題、模型和理論的真理性,都有待于經驗和事實的進一步驗證,都以各個事物發生與沿革的時間、地點和條件為轉移。換言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自19世紀中期以來,比較政治學的學科發展有一條主線,這就是采用什麼術的方法論和技術手段,才能更有效地使政治的跨國比較研究成為一門科學。比較政治學的這種科學訴求或科學化努力,迄今已經經歷一系列重大的範式變遷。在19世紀,歷史主義是比較政治學的主流範式。“歷史是過去的政治,政治是現在的歷史”這一名言成了比較政治學者的共同信條。人們把科學的方法理解為“歷史一比較”的方法。進入19世紀末和20世紀前半期,制度主義成為這門學科的主流範式。人們相信,在憲政民主制已經鞏固的條件下,由現行法律體系確立的一系列正式制度規範,制約和決定著各種政治主體的實踐活動;而現行法律體系是人們在關于國家與法的政治理念指導下構建起來的。政治哲學一法律體系一政治制度一政治行為成為比較政治研究跨國分析的典範思路。因此,這種制度研究法又被叫做法律一制度主義。同時,這一主流範式並不排斥或貶抑歷史主義;相反,在獲取和處理實證材料的基本方式上,以及在對制度變遷和制度規範作用于政治實踐的過程與結果的研究上,它必須借助于歷史主義。20世紀50—60年代,行為主義取代法律—制度主義和歷史主義,成為比較政治學的主流範式。行為主義是從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引進的一種方法論,它與剛剛興起的電子計算機和社會統計學的應用相結合,使比較政治學在獲取和處理實證資料的基本方式上發生了巨大變革,不僅破天荒地第一次將這門學科研究的視野擴展到全球的範圍。而且使這門學科朝著科學化的方向邁出了決定性的一步。從此,比較政治學不再僅僅是靜態、描述的,而是動態、解釋性和預測性的,理論的建構與驗證成為研究的動力和目標。60年代末,比較政治學開始轉入後行為主義時期。後行為主義不是一種研究範式,而是多種範式的並立和競爭,影響較大的先是依附論、世界體系論範式,接著是組合主義或法團主義範式,現在是新制度主義範式。

新制度主義被區分為三種既有聯系而又有顯著區別的分析路徑︰理性選擇制度主義、社會學制度主義和歷史制度主義。由于理性選擇制度主義是一個演繹的邏輯體系,社會學制度主義不能清晰地區分文化與制度,因此只有歷史制度主義對比較政治學這門經驗科學來說,才具有廣闊的適用前景。歷史制度主義傾向于在相對廣泛的意義上來界定制度與個人行為的相互關系。它把制度看作是一定的歷史情景的產物,而制度塑造行為者的目標或偏好,並且影響著行為者的整個行動過程及其對工具性行為的選擇。它認為個體是深深地嵌入制度網絡之中的,個體偏離制度會使其境況變得更壞;制度對于解決集體行為困境的貢獻越大,它就會越有活力。它將焦點集中在展示一定的政治現實中多種變量之間的關系和互動作用,通過將結構化要素置于分析的中心位置,揭示制度是如何構建這些互動關系並藉以影響政治結果的。歷史制度主義提供的新視角,可使比較政治學更加有效地去解釋當今世界各國內部政策的延續性和不同國家間政策的變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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